二、正文

（一）德国方面

1、中立政策

根据全球战略，希特勒在上台之初，就对远东政策有自己的认识:一是扩军备战，一是寻觅盟友。 前者要求更多的原料，追求经济上的合作关系，以处理好和中国的关系为主；后者则要求打破外交孤立，追求政治上的结盟关系，以处理好和日本的关系为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日之间的矛盾，德国必须同时处理同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既不偏袒中国，也不倒向日本，实行所谓的“等距离”外交。

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日矛盾升级。对于德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平衡外交”陷入了困境：偏向日本，德国就有可能失去中国这个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偏向中国，德国又可能会失去一个政治上的盟友，极有可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德国采取的最有利措施便是调停中日矛盾，也就是著名的“陶德曼调停”。

“陶德曼调停”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国民党寄希望于国联，希望能够通过国联制裁日本，因此对“和谈”没什么兴趣；第二阶段，国联介入中日战争的调查，但调查结果并没有对日本起到什么作用，蒋介石政府大为失望，接受调停但有意拖延；第三阶段，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推翻了第一次的和平条件，增加“和谈”的砝码，国民政府无法接受，正如蒋介石在日记所说：“倭寇所提条件 ,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 , 与其屈服而亡 , 不如战败而亡”， 调停失败。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意味着德国“平衡外交”的破产，德国就不得不在中日两国之中选择一方。正如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所说的那样：“关于是继续保持敌对状态抑或开始和谈这个问题的下一步决定,标志着德国的中国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阶段便是德国对待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中立变成敌对。

2、中国的因素

“陶德曼调停”的失败意味着德国“中立政策”的破产，使其不得不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做出选择。德国最终选择了日本，其原因主要还是德国从本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或者说从希特勒实行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出发，选择了一个对它而言利用价值较高的国家。这个利用价值的变化，不仅表现在随着希特勒全球战略的调整，为了打破国际上的外交孤立和更好地进行世界战争，日本的“盟友”价值得到了提升，还表现在在中国方面利用价值的相对下降。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许多重要战略资源的产地被日本控制，出口量有所下降，同时德国又找到了新的原料来源——苏联。中德关系本就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合作基础之上，只要有一方的基础削弱，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淡化，在特殊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恶化。

德国在30年代初期就开始加紧扩军备战， 但由于本国资源缺乏，进口成为其获得战略原料的主要手段。在这些战略资源中尤其以钨为最重要。一战后，钨被广泛地应用于制造装甲板、穿甲弹，同时也是生产电话机、钟表零件的不可缺少的材料，有很高的军事利用价值。“中国钨产量占世界产量的40—60%,尤其是江西和湖南出产的钨砂品位高,含钨量达70%以上,高于欧洲市场规定的55—65%的标准” ，而美国、英国的殖民地虽也有钨矿，但是出于战略考虑，不会向德国出口，因此中国就成了德国最大的钨矿来源。从1931年至1934年，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矿砂价值从6.5万元直升到197.6万元，相应的百分比也从0.24%上升到10.31%， 中德关系随之发展，进入“蜜月”期。

然而，随着中日战争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钨矿质量最高的产地——江西、湖南等地相继沦陷，其控制权逐渐落入日本人手里。除此之外，上海、广州、武汉的相继失守，也加大了运输的困难。1937年9月以前，官方所购钨矿大多数经由上海运出。由于上海在淞沪会战后沦陷，钨矿运输改道广州。但是，随着1938年广州、武汉的相继失守，“运输阻滞,内地钨砂运往海口不易,来源短少对钨砂的出口有致命的影响……1939年以后,资委会在桂林设立钨锑联合运输处,将钨砂等矿品由汽车运往广西,再转运至海防、香港出口,但数量有限。运输困难导致中德钨砂贸易量的下降”。 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1938年7月中德之间的钨矿贸易就已经陷入停滞状态。然而，钨矿对德国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一旦它的出口量减少，就必然会引起德国的不满，从而破坏中德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