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的政治倾向完全来自于德意志第二帝国陆军的“遗传”，而“纳粹党最初成员大部分是现役军人和复员退伍军人”[4]，因此如康拉德·海登所说：纳粹党“存在的头几年，是表现着国社主义者追随国防军足迹的义务的，更确实地说，他们是追随这个国防军的一批军官”[5]，可以说纳粹党在政治上是国防军的“兄弟”，二者继承了一样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二者具有政治上的利益一致性，这点让国防军在干预国家政治的时候认同了纳粹，相对于社民党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坚持虚伪的民主政体和用调停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政治主张，国防军更倾向于强权政治和复仇战争，这点也是国防军与纳粹合流和根本原因。

二、希特勒的拉拢

“啤酒馆暴动”之后，希特勒放弃了武力夺取政权的想法，选择走选举道路获得政权，“我们将不再企图用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走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主义者议员打交道。”[6]除了健全组织和写作《我的奋斗》外，在这段纳粹运动的低潮期，希特勒还选择了与国防军改善关系。

“啤酒馆暴动”时纳粹未与巴伐利亚军政要员事先沟通，反而选择了绑架和诱骗，因此，这些要员溜走之后，他们随即接受了泽克特的指令，镇压了纳粹，纳粹与国防军的关系就此出现裂痕。之后在接受审判之时，希特勒便以花言巧语赞美国防军，表明自己对国防军没有恶意：“我听说开枪的是绿衣警官，不禁感到高兴，因为玷污白历史的不是国防军：国防军仍一如既往，白璧无瑕。总有一天，国防军不分官兵，都将站在我们一边。”[6]在出狱后，希特勒在各种场合演讲时经常抓住机会宣传自己议会夺权的主张和赞美国防军，表现自己对国防军的好感，以求与国防军恢复关系，尽管如此，这个时期，国防军对纳粹仍处于观望的阶段。

即便宣传没有收到成效，希特勒并没有放弃对国防军的拉拢，他的努力最终在1929年收到回报。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二战的诱因，资本主义世界乃至全球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爆发，德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仅次于美国。这正是希特勒苦盼多时的“良机”，他甚至于兴高采烈地在纳粹党党报上写到：“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这么感到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6]沉重的经济形势使德国社会陷于动荡之中，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徒趁机加强宣传攻势，到1930年时，无论是社会还是国防军中，纳粹的影响都大大加强了，希特勒对于扩军的承诺更是让年轻军官心生向往，更大规模的军队，就意味着更多的高级军官名额，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这对年轻军官们是巨大的诱惑。但纳粹的宣传终于遇到了障碍，1930年德国国防部长威廉·格勒纳，这位“艾伯特-格勒纳协定”的签订者，国防军中的另类，爱共和国甚于爱国防军的国防部长发布了对纳粹党的禁令，禁止军人加入纳粹运动，乌尔姆的三名尉官因为这个命令被捕，他们宣传纳粹思想并劝诱其他军官不对纳粹暴动者开枪，后一项罪名在当时而言是叛国罪，格勒纳为了维护国防军的名誉，让这三名尉官只在军事法庭受审，但三名尉官中的施林格并不领情，还是把这件事捅给了《人民观察家报》，于是施林格跟他的同伴们还是被公开审判了。审判庭上，希特勒作为证人出庭，他敏锐地抓住机会，证人席成了他的演讲场，他声称纳粹无意武装夺权，并向国防军军官们和法官保证纳粹并不想反对国防军，也不想取代国防军，他还抓住时机表明了自己对于主义和《凡尔赛条约》的痛恨。这次审判，或者说是演讲，让希特勒极大地争取到了国防军的好感，许多中下层军官开始站出来支持纳粹，不少高层也对纳粹产生了好感。希特勒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连泽克特也站出来为希特勒摇旗呐喊。30年代初德国青年大量涌入冲锋队时，国防军都在说：“非向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开枪不可，那会是件可悲的事”[7]。听起来似乎只是良心不忍而已，但是，必须要指出，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它表明国防军已经丧失严守共和国体制基本立场，而格勒纳的回应却仅仅是几句轻描淡写，“好像在其他阵营里就没有许多可贵的青年似的！”[7]，是的，不过是如此而已，国防军从士兵到军官都已经跨过了那条线，那么离倒向纳粹还会远吗？应该说，希特勒在拉拢国防军时成功地左右了公众的舆论，煽动了民粹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