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1957年9月5日写给朋友的信件中提到自己在写“关于自己的事”：“新的小说第一章终于改写过，好容易上了轨道，想趁此把第二章一鼓作气写掉它，告一段落，因为头两章是写港战爆发，第三章起转入童年的回忆，直到第八章再写到港战，接着自港回泸，约占全书三分之一。此后写胡兰成的事，到一九四七年为止，最后加上两三章作为结尾。” 从《私语录》中“港战爆发”、“胡兰成”等一些关键字词中可以得出张爱玲在写作之初就有写自己的事的明确计划。由于小说篇幅过长，张爱玲将其腰斩成两部，分别为《雷峰塔》和《易经》。在将这两本小说英文版本翻译成中文版时，张爱玲写信给好友说出自己的担忧，即担心自己的读者不管是熟悉作者经历的人还是对作者一无所知的人对于文本中的童年琐事是否有耐心读下去？除了书信，比照文本，关于《雷峰塔》中对沈琵琶的家庭背景、童年往事等的叙述，在张爱玲的早期散文《私语》都可以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情节，从而有力论证了小说的自传性。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张爱玲在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受到广泛关注，“张爱玲热”愈

演愈热。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在这样的天时地利下，于1975年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小团圆》。“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忙著写长篇小说《小团圆》，……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 张爱玲直白地说“讲自己”，直接就证明了《小团圆》的自传性。并且张爱玲跟好友的来信中提到自己写小团圆的目的是因为朱西宁想要根据胡兰成的活动来手写张爱玲的传记，比起让别人来写自己的传纪，还不如自己来揭露。因为小说里不仅涉及到自己，更是涉及到其他人其他事。在张爱玲早期作品中，尽管人物姓名身份与现实大不同，但是张爱玲的亲人们还是从她的作品中找到关于自己的蛛丝马迹。张爱玲在小说《花凋》中将以自己舅舅黄定柱为原型的郑先生比作“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当张爱玲的舅舅看到这篇小说后，大发雷霆，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 ，因为这个缘故，舅舅好长时间不跟张爱玲来往。但此时非彼时，张爱玲已远离故土，她的母亲黄逸梵于1957年8月在伦敦去世，其父亲张廷重则先于黄逸梵于1953年离世，父母的逝世为张爱玲提供了自创性书写的自由。

由于对自己的事情手到擒来，所以张爱玲很快就完成了《小团圆》。但是此时她也有诸多顾虑，《小团圆》涉及到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彼时的胡兰成因为无法洗去的政治污点，在台湾声名狼藉。张爱玲担心自己的《小团圆》如果出版，胡兰成必定借题发挥，炒作他自己，张爱玲的名声也有可能被连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张爱玲虽然对小说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但最终还是选择搁置，直至她去世小说也未能出版。

比较以上三部小说，并参照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小说情节内容上也有很多重合之处，如家庭背景，泸战港战，人生中重要事件等等。《小团圆》可视为完整的一部，涵盖了张爱玲的一生。《雷峰塔》截取了童年往事，《易经》则截取了香港留学以及与母亲、姑姑相处的部分来着重描写。从这可以看出，张爱玲在50年代至70年代一直在对自己的身世经历进行反复书写。

二 反复书写的情感创伤

童年生活对一个作家以及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性格特征、造化成就等等起着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根据张爱玲的《私语》《对照记》以及后来学者对张爱玲的传记研究，张爱玲出身显赫，但是物质上的充盈并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幸福。心理学研究显示自传体记忆呈现“过度概括现象”，即在对自我相关事件的回忆中，个体不能按要求提取特定时间内的具体事件或情节，更倾向于回忆那些类别化或重复性的事件。 作家会将这些不断重复的创伤记忆作为自己的创作源头。作家特别是女作家们会执着于用各种艺术手段对自己曾经遭受的创伤进行反复书写。由于张爱玲的一生经历了种种繁华与落寞，所以她的晚期创作始终在反复书写刻在她记忆里最深刻的创伤事件—家道衰落，孤寂无爱的童年，香港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