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西学大量输入中国，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和艺术等，其中科学技术占了绝大部分。首先在历法方面，西方传教士积极帮助中国皇帝修改历法，这是他们的最大贡献。自崇祯皇帝登基起，明朝统治者请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等参加译书改历。于1634年，编纂成了《崇祯历法》，这部历法使传统的中国天文学从代数学系统走向了几何学系统，当时朝廷曾有“诏立两局推验，累年校测，新法独密”[1]的说法。明朝灭亡后，汤若望把修改后的《崇祯历法》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呈现给了当时的顺治皇帝。并得到了顺治帝的赞赏，于是把这本历法命名为《时宪历》，成为沿用至今的中国阴历历法。其次在天文方面，传教士们把《乾坤体义》一书介绍到中国，这本书叙述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书中认为“地与海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2]。他们还把“地圆学说”、“地动学说”等许多天文学知识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些学说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天文学知识，而且“地圆”、“地动”学说也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学说”[3]。这些传教士们还利用天文学知识制造了浑天仪、天球仪、地球仪、自鸣钟等各种天文仪器。最后在地理学方面，新的地理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万历年间，利玛窦挂在教堂里的一幅世界全图，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于是在当地官员的要求下，利玛窦描绘出了多种世界地图。其中保留至今的地图是《坤儒万国全图》，图中列出了世界五大洲，标出了四大洋，同时绘出了南北两极和赤道。这些地球知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扩张到中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带回了欧洲，从而促成了“东学西渐”风气的形成。首先在文学、哲学方面，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儒家经典有极大的兴趣，翻译了许多儒家经典。有《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历代先贤传》、《诗经》、《劝学篇》，四书五经等一些著作。随着中国儒学的传入，欧洲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开始研究中国儒家文化，一些学者甚至称“中国和欧洲为世界两大文化源泉”[4]。西方人以中国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写成了大量著作，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哲学的赞美，曾一度被统治者禁止出版。而在医学方面，一位不知道姓名的西方传教士在1671年出版了《中国脉诀》这本书，在欧洲引起了轰动，成为第一部介绍中国传统医学的书籍。此后这样的书籍也一一问世，有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的《中医津要》和冯秉的《中国通史》里的中医学。而中国的天花治疗法——种痘技术也传入了欧洲，治疗了欧洲许多天花病人。除此之外，中国的历史学知识，民风民俗习惯等文化内容也一并传入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