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官督商办”的形成

由于之前清政府开办的“官办”形式的军事工业经营效益低，在大势所趋下，清廷了解到不仅要“求强”也要“求富”，于是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为了解决资金缺少的问题，一系列“官督商办”的企业便运用开来，那么“官督商办”的形成需要有以下的因素。

首先，从政治上讲，当时清政府的情况是内忧外患。清政府刚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使得列强看准了清政府的懦弱，都争先抢后的来抢夺这块肥肉。要求清政府又是赔钱又是割地，致使清政府要想办法来筹集资金达到填补国库的目的，稳定清政府的统治。洋务派为了改变现状，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于是一场自救运动应运而生，它也就是洋务运动。从历史角度我们可以知道清政府后期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并且清政府饱受列强的欺压，李鸿章等众多清朝大臣为了改善这一局面便从西方列强手里争取利权，于是清政府开始自办企业去自主的经营管理，可是“官办”企业的经营效益却是十分差，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清廷提出实行“官督商办”。

其次，从经济因素上讲，洋务运动前期清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十分不善，清廷大臣在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创建新式水师的过程中，遇到最重大的困难之一也是财政困难。除此之外，对于战败的赔款以及对太平天国的镇压所需要的巨型军费，导致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十分竭蹶了。这些经营不善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些工业是建立在清政府封建地主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这种制度本身与先进的资本主义是相悖的。于是在不能保证军事工业的兴办所需要的原材料在供给上面的需要，以及新建陆海空部队必须的后勤保障时，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如果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就不能轻易的进步，因此新的防务体系便不能建立起来并且得到巩固。同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渐渐认识到要想让国家富强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上的强大，更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恰是李鸿章说过的“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蔽者”。[3]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开办了以“求富”为目的民用工业。并且从70年代至90年代的短短的年间，就已经开办了大约20多家民用企业，当时企业的经营形式有“官办”和“官商合办”以及“官督商办”，但是以“官督商办”这一管理方式经营的企业却能够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取得成功，其中以“官督商办”的形式经营的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织布局，所以这便是“官督商办”这一经营方式值得研究的重要原因，所以经济因素是“官督商办”形成的根本。

第三，从文化因素来讲，在中国自古至今都有“官本位”的思想，“官本位”的思想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尊为贵”[4]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中国是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国，在有了“科举制度”这一封建的选官制度之后，更多的文人为了成为官员，苦读圣贤书，寒苦度过数年，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够中举，这也是中国“官本位”这种思想作祟的。中国“官本位”的思想可以说是糟粕，但正是这一思想的影响，清政府才一直都没有放权给资本商。所以这也是“官督商办”出现的重要因素。

（三）“官督商办”的性质

“官督商办”的性质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综其大概，略其大纲”。[5]大体上用“官督商办”方式进行经营的民用企业则普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又带有一定的封建性。但是属于哪种资本主义类型，却有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官僚资本。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是民族资本，官督商办的民办企业尽管具有封建性，但是与国民政府当时的官僚资本是不一样的，因为它的本身没有买办性与垄断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应该是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混合体，但都是早期的形式。他们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互融入，但是却由于种种原因分别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些企业的资金大多是由私人投资，企业与工人之间是雇佣劳动关系，企业的生产经营目的主要是谋取利润，产品是投放市场出售的商品。因此，他们已具备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但是，这些企业无论是私人投资的还是少数官款投资的，又都为洋务派官僚所把持，一般商股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发言权，企业的生产经营有时必须为清政府的特殊目的和需要服务。另外，那些完全由私人投资的洋务民用企业为了博取社会信任，广泛招徕投资，并且大都将净收入以“官利”、“余利”、“花红”、等形式分配净尽，很少进行资本积累，完全背离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这些方面来看，官督商办的企业又具有一定的封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