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谨的结构

书信总是具有一定格式，对于不同身份的人需要不同的称呼和问候，以示尊敬和体现等级。褚斌杰曾说：“书信除了尽言达情以外，更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讲求立言的得体。在措辞以致格式上，要分清上下、亲疏、尊卑等各种关系，这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里，是要求十分严格的。总之，书信对象的具体性，决定着书信的写法、语气和款式的不同。” 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日期及署押是一份完整的尺牍所基本具备的格式。具礼相当于现代书信中的“你好”这类表示尊敬的语言，像苏轼尺牍中“轼再拜” 、“某顿首再拜”、“某启”、“辱书”等就是具礼；前介指信的开头，苏轼的信件中大多都有对收信者的礼节性的问候，如在《与司马温公五首之四》中，问候台端“伏惟门下侍郎台侯万福” 《与曾子宣十三首之九》中“昨天辱台旆临顾，不急迎拜” 等；本事指书信的中心内容；祝颂表示对收信人的祝福语、多为礼节性语言，其中大多为“千万为时自重”、“惟万万自重”“万万若时自重”这类语言。

（二）受众的广泛

从苏轼的书信文章来看，他书信的受众主要有几类人：僧人、亲人、朋友以及官员。其中书和启多为官场行文，受众以官员为主，如《上富丞相书》《上梅直讲书》《谢制科启》《谢欧阳内翰书》等，这些作品带有公务性质，虽然是官场应酬之文，但行文造诣较高，很有研究价值。而尺牍多是私人之间往来的信件。尤其是写给佛教人士的，多达130余首，这一方面与宋朝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苏轼热爱佛学思想，所以与僧人交游较多，而这些僧人中，大多为他的至交好友。除了僧人和官员，苏轼写给亲友的书信数量是最多的，其中最多是写给程正辅的，一共有74 首；书信量排第二的是滕达道，共计 68 首；写给王定国的书信数量居第三位。从写给这些人的书信来看，苏轼与他们交游甚欢，而这些人也都是他推心置腹，雪中送炭的至交好友。虽然他们都是官场之人，书信中也涉及官场之事，但苏轼的很多政治思想都可以从这些书信中体现出来。

（三）破体为文

“破体为文”可以说是苏轼的尺牍在文体上较为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章法结构上独辟歧径， 融入古代尺牍。唐宋时期的古文写作，强调的是“文以载道”特别是受古文运动的影响，著文讲究教化致用，强调文辞的典重，章法结构的起承转合。而苏轼的尺牍虽然在篇幅上大多短小，但在写作时，笔锋抑扬顿挫，结构变化多端。如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虽是拜访韩琦的信件，但全文大篇幅谈论古史，详细的陈述了两汉的衰亡和大臣作风的关系，运用的是史论的笔法，但随后笔锋一转，写韩琦的高尚品质有两汉大臣的美德，明似不连而实连。二是将诗词乃至骈文的意境和手法引入尺牍，增强了尺牍这种实用文体的美学成分。如在《于程彝仲六首之五》中，开篇“阔别永久，多难流落，百事废弛，不复通问” 用四言为文，讲求押韵和平仄，句式整齐，错落有致，音律和谐流畅，读起来琅琅上口。在《与腾达道书》中，也运用了骈文中的对偶和铺陈手法“不意祸故，奄及闺阁，闻问坦然，悲惋不已。窃为恩意之重，哀痛难堪。日月如昨，屡易弦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