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垃圾”的隐喻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西蒙娜·薇依认为，乡下人进城，他们的根“已被现代世界粗暴地拔根了。”[3]正是这种“失根”现象导致了乡下人进城后遭遇种种苦难。的确，现实中，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并未为民工阶层提供走向现代的途径，而是将他们排除在外。民工所能接触的并非幻想中灿烂的“现代文明”，而是“失根”后的失落、无所依存的状况。乡村田园牧歌式的诗性与城市的竞技性难以融合，将乡下人置于“他者”境地。

“垃圾”的隐喻是民工苦难生活的注脚，是“他者”形象的重要体现。阅读众多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乡下人进城后是以拾荒者形象出现的。如刘庆邦的《到城里去》中的杨成方，“衣锦还乡”式的返乡着装和风餐露宿的拾荒生活构成反讽，残酷地剥开进城者们重重身份伪装，揭示底层身份的本质，即乡村亲属借以炫耀的面子工具、城市人不屑一顾的边缘垃圾；贾平凹的《高兴》中“拾破烂”早已成为西安城里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被定义为垃圾回收者。城市发展的产出者与城市垃圾的回收者两种地位悬殊的上下阶层注定他们无法获得“城里人”的身份认同。同时，搬运五富尸体的闹剧寓示着进城者们孤魂无处落脚的“他者”处境，揭露“扎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的悲哀现实；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将“我的父亲”的死亡事件作为小说的线索，叙述了一场关于身份认证的闹剧。“你真的很像我的姥爷，你要不是捡垃圾的，我也许会认你做我的姥爷的，你信吗”[4]，孩子的一番童言真实地展现了血缘关系对地位阶层的妥协，在这里，身份阶层成位了认亲人的首要条件。

这些文本中，进城者的“垃圾”生活既道出了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也以隐喻的方式言说了进城者被漠视的地位，真实地指出了进城者的“他者”特点。“扎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他们普遍的生存现状。作为进城者，他们既不为城市接纳，也不为乡村理解，在城市与乡村中他们都扮演着“垃圾”的角色。在城市人眼里，他们是跪着讨生活的；在乡村人眼里，他们是靠着偷抢生活的。这种尴尬的身份定位愈加深了民工现实生存的苦难。“垃圾”这一名词可以视为对民工们生存地位、生存品质的鄙视，否定了民工的一切价值。

（二）“性苦闷”的控诉

“性苦闷”是民工苦难生活的深化。现实生存压抑了民工的基本生理欲求，生理关怀的缺失反过来又毁灭着现实生存。民工在此交织下的痛苦中经历着生理、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首先，性功能被视为获利的工具，性生活脱离了灵肉关怀的基本要求。李肇正《姐妹》中名为“发廊小姐”，事实上从事卖淫工作的“宁德珍”，在经历了对常先生的幻想与讽刺性结局之后，毅然决定嫁给那个阳痿的城市男人，以结束自己这种生活，为自己和儿子取得一个合法的城市生活身份。在宁德珍的世界观里，性功能不过是获利的工具，她能为物质需要利用性功能，也能为身份需要放弃性需求。在此，物质、名利的需要远高于正常生理欲望的需要，民工为能在城市中得到一席之地，完全忽视了正常性生活的重要性。灵肉割裂的性生活缺乏了基本的关怀精神，在追逐“一席之地”的过程中民工的性苦闷不断加深。

其次，生理欲望的压抑导致了民工人格发展的不健全、不完善，致使他们缺乏追求正常性生活的能力。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人格成长的较高阶段是“生殖器阶段”，它表现为以“性”来组织身体的各个部分。“力比多”的压抑，往往导致自我意识的缺失，导致人格独立、完善的失败。在荆永鸣的《创可贴》中，胡三木看上了一个叫什么霞的女人，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性欲望，胡三木利用结账契机，试探性地发起性邀请，当面对什么霞的女人“面色苍白”的反应时，他在性欲暴露的慌乱中将安全套叫做创可贴，这是他急于回避、掩饰自己的性冲动的表现。此次性邀请的失败对胡三木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刺激，最终在自我折磨下以脑血栓结局。胡三木性邀失败后过于激烈的反应以及悲哀结局意味着性的缺失对民工精神的瓦解、生存的毁灭，作家以黑色幽默的笔调对农民工性饥渴进行了深度反思。又如刘庆邦的《幸福票》中，矿主们把“幸福票”当作福利发给矿工（所谓“幸福票”，是价值100元的、可以和小姐欢乐一次的凭证），以此解决矿工们的生理需要，这是对矿工们生理欲望（力比多）压抑的深刻写照。在这里，“幸福票”成为了获取短暂肉体愉悦的兑换券。长期以来的性压抑致使他们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寻求性快感，用“幸福票”的方式直接得到肉体的愉悦。在此，他们将性生活等同于肉体愉悦，形成了扭曲的性观，甚至不知何为正常的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