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苦闷”所带给农民工的生理病痛和灵魂病痛是任何“创可贴”都无法止痛和治愈的。民工不健全的人格致使他们缺乏理解、关怀“性”的能力，可以说，他们的性生活只能存活在类似兑换券的买卖关系中，而不是出于男女“你情我愿”的灵肉结合。民工“力比多”的压抑，引发出他们人格系统的混乱，甚至造成人间悲剧。

（三）“安全的缺乏”与“福利无保障”的直面

在苦难叙事中，许多作家着笔于现实的劳动关系、报酬体系等方面，以此揭露不公平、不健全的制度体系对民工造成的伤痛，以求直面民工的苦难世界。

首先，民工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被视为任人摆弄的劳作机器，不断重复着“劳动——损坏——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刘继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中，进城打工的“我”因开工的时候打了个盹，就惨遭老板毒打以致于残废，然而，民工身份的“我”却投诉无门，上至警察，下至路人，都对“我”冷眼相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国家法律的维护者、人民服务者的警察尚将民工的诉求不屑一顾。由此，足以见得围绕城市的畸形价值观，毫无权势、地位的底层劳动者不享有生命安全保障、工伤保障的基本权益，残疾的“我”只能独自承担被城市抛弃的命运。陈然的《看不见的村庄》中更是用尖锐的笔调描写了民工的生存惨状：“少了一只脚”、“或者肺里灌满了铁灰，或者鼻子里莫名其妙地出血，或者腿肚子里装了钢筋，或者眼睛换成了一只狗眼，或者干脆整个人都失踪了”，[5]血腥的字眼中掺杂着麻木的气息，在这里，城市俨然成为了民工的屠宰场。残雪的《民工团》也记录了民工掉进石灰池就回家等死，掉下脚手架就当场毙命等惨痛事件。劳作是民工在城市中的存在价值，一旦此价值被压榨殆尽，就会被抛弃。俨然，在此不平等的劳动关系中，民工基本的生命安全是无法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