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纱记》与西施形象的流变(2)

《越绝书》中对西施的描述则是西施第一次出现在戏曲作品中,袁康的《越绝书》中就有,越国的大夫用三年时间对西施进行修饰并进行礼仪方面的训练,


《越绝书》中对西施的描述则是西施第一次出现在戏曲作品中,袁康的《越绝书》中就有,越国的大夫用三年时间对西施进行修饰并进行礼仪方面的训练,然后献给吴王,用来迷惑吴王。[3]就是说当时越国的一个官员为越王出的战略,其中一个就是用美女去迷惑吴王,于是西施用了三年时间学习培训礼仪,然后去吴国实施美人计。其实,在这个时期大家对于西施的评价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天下美人了,这个时期的西施与政治斗争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施与吴国灭亡的关系以及与范蠡的爱情故事使得大家对她的评价从天下美人逐渐演变为红颜祸水。这个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把西施归于了妖类,认为西施是红颜祸水。[4]

到了宋元时期,西施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女逐渐向妖女形象转变,南宋董颍的《西子词》就描述了西施是奉旨灭吴,为了大国牺牲小我勇敢赴吴,“敛双蛾,论时事。兰心巧会君意。”[5]这首曲描述了当时西施为了自己的国家赴吴实施美人计并最终灭吴的故事,这就显现出作者在女性问题上的传统封建观念,而这首词也明显是把西施看作了妖女。经过这个时期,西施已经从之前的天下美女逐步变为迷惑君王的红颜祸水了。

二、《浣纱记》中的西施形象

(一)巾帼英雄

唐代罗隐《西施》就说家国兴亡自然有它们的原因,吴国不应该把这些责任都推到西施一个人身上,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把吴国灭亡的原因都推到西施身上,他认为吴国灭亡肯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而不应该把责任全部推到西施一个弱女子身上。而自古以来关于西施的诗篇作品中大多都是把吴国灭亡的原因推到女色身上,这也很明显是在帮助封建帝王们开脱,而罗隐这首西施则是一改之前作品的片面之词,反对把女人看作祸水的论调,这也是这首诗的特别之处;宋代郑獬《嘲范蠡》就有一句诗词,意思是要说攻破吴国的最大功劳的人,一定非西施莫属,[6]作者在诗词中表达了对西施的同情,而且也赞扬了西施破吴的功劳;元代张可久散曲中就有:“汉和番昭君去,越吞吴西子归,战马空肥。”[7]这首曲赞扬了昭君和西施为了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她们的功劳都做出了肯定,这不仅仅是对她们俩个人的赞扬,更是作者开始注重女性意识的表现。

而梁辰鱼的《浣纱记》中对西施形象的描述使西施形象丰满了起来,不只是单纯的美女,也不是所谓的红颜祸水,而是有血有肉的英勇无畏的伟大女英雄。《浣纱记》改编自明代传奇《吴越春秋》,剧作记述了西施从偶遇范蠡一见倾心到范蠡劝说破吴归国的经过,一改西施“红颜祸水”的形象,把她塑造成一个勇敢善良、甘于奉献的伟大女英雄,也将西施在大众眼中的形象从之前的红颜祸水转变成巾帼英雄。

《浣纱记》中与之前作品有所不同的是,该传奇中在西施他们的爱情故事里穿插了一定的政治情节,在国家面前,自己的幸福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为了国家他们必须牺牲小我,并且放弃自身的幸福,这也都体现出一种西施身上的那种女性政治情结,也体现出了西施甘于牺牲、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8]

第二十三出《迎施》中,范蠡向西施表示歉意说自己的君父有困难,还留在异国,自己违背了之前的承诺,为此感到很惭愧,而西施却又反安慰他说国家事很大,而婚姻事则比较小,不能因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辜负了天下的百姓,这都体现出了西施的勇敢善良,为了国家,她可以放弃自己的小小幸福。后来范蠡劝说西施赴吴时,西施刚开始很犹豫,而范蠡又说西施若是可以去吴国,国家可以存在,我们到以后也可以在一起,可是,如果西施不去,国家将不复存在,我们也将无法活下去,到时候我们还怎么在一起,[9]这时的西施虽然还有犹豫,但是最终还是答应,在那个男尊女卑的传统年代里,梁辰鱼笔下的西施英勇救国、深明大义,这种对女性形象的大胆创新刻画对后世的文学作品都有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