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娘出身于官宦人家，有较好的物质条件，相比普通人家的女子更有接受享受文化教育的条件。但杜丽娘的精神世界是极其匮乏的，她的深闺生活就如她的精神世界一般与世隔绝。杜丽娘的父亲杜宝虽然深爱女儿，但同时也是一位压抑女儿个性的家长。他完全按照封建伦理道德来严格教养杜丽娘，想让她知书识礼，日后好嫁给读书人，使得家庭脸上有光。“杜丽娘处在森严的封建家庭环境中，她整日‘长向花阴课女工’”[2]，在生活中接触不到任何异性。杜宝还请了迂腐封建的老儒陈最良给杜丽娘当老师，企图把杜丽娘培养成一位标准的贵族淑女。长到十六岁，杜丽娘除了接触父亲和老师以外，还没有接触过任何其他的异性。她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但精神生活匮乏，缺少欢乐与希望。但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本性并没有被完全限制住。所以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典型环境不能彻底扼杀人的本性，并且这种本性是任何力量也扼杀不了的。

崔莺莺和杜丽娘家庭环境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有着良好的家庭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因而她们都称得上是千金小姐。在另一方面，她们有着共同封建的家长和隔离社会的深闺生活，造成她们精神世界空虚，个性都因封建家庭的束缚而受摧残。同时，她们并不缺乏父母对她们的爱护，她们也潜移默化的接受了封建家庭的教育与生活，所以这样典型的家庭环境造就了具有社会代表性的封建家族千金小姐的人物形象。

崔莺莺和杜丽娘家庭环境不同之处在于，《西厢记》中崔莺莺由于父亲过世，所以封建教育与束缚都由老夫人承担，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老夫人对崔莺莺的封建礼教教育严格。但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限制崔莺莺的行动，而是让丫鬟红娘紧紧跟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崔莺莺有一定活动的自由，同时也为遇见张生制造了机会。当张生赶考进京去游玩普救寺时，恰好遇见跟随母亲去普救寺烧香还愿，两人一见钟情，不管是佛门净地还是封建礼教的约束，崔莺莺都大胆的与张生恋爱。而《牡丹亭》中杜丽娘完全没有行动自由，长到十六岁，她的行动与思想完全被封闭，除老师和父亲外，从未接触其他异性，因此杜丽娘没有接触其他异性的机遇。由于不能自由的行动，不能有崔莺莺的机遇，所以杜丽娘只能通过梦中与男子结识相爱。

（二）人物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

社会生活环境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息息相关。虽然《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但剧作反映的是元朝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生活。元代由于蒙族人入住中原，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所以出现了文化与信仰多元化状态，“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学的统治地位”[3]。人们逐渐敢于在封建包办婚姻之外追求爱情，渴望自由的婚姻，将内心对情欲的渴望表达出来。青年男女们逐渐认识到婚姻不再只是家庭谋取利益的工具，强烈想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追求自己自由的爱情与婚姻。因此崔莺莺在母亲的束缚下依然没有要求张生取得状元，而是希望张生娶她。而当时的元朝处于社会混乱，时局动荡的局面，为追求自由的婚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是对封建等级社会制度的一种有力抨击。

《牡丹亭》是发生于晚明时期，这是封建专制及封建礼教得以强化的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封建道德，鼓吹‘三纲五常’来维系人心，巩固政权，延续其统治。”[4]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混乱，统治者为了改善社会思想激烈、矛盾的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加大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的整治和控制力度，因此这时对思想的控制达到了顶峰状态。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大力宣扬和推崇封建礼教和思想，大肆推崇理学，并使之深入人心，使人们的生活与思想都受到约束与禁锢。而这些表现更是集中体现到广大女性身上，使她们的生活痛苦不堪。统治者用程朱理学来限制人的本性和欲望，使社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对女性的人性的高度禁锢与限制；另一方面是上流社会的纵欲没有限制。这是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性摧残的真实写照，但随着社会进步，封建婚姻思想逐渐走向开明，人们开始冲破封建礼仪制度去追求自由的爱情和人欲。这种观念无疑是对程朱理学的一种反抗，人们渴望追求人性，所以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同时也是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的一种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