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莎士比亚著名的文本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文艺复兴晚期拥有人文主义思想的理想者与强大的封建贵族丑恶势力的对抗，表现了作者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担忧。曹禺和莎士比亚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但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复仇过程中的行为都同样受到时代思想的影响，表现出内心的挣扎和煎熬。本文将从复仇过程中灵魂受到的煎熬、复仇对象、复仇结果再度审视《原野》与《哈姆雷特》剧中的复仇主题。

一、复仇者内心受到的煎熬

（一）封建宗法思想统治下的牺牲品——仇虎

在中国，人们深受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近两千多年，在老百姓心中宗法思想礼教已经根深蒂固。当然复仇的观念在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大部分复仇的结果是人们期望实现，甚至在传统观念中大部分的复仇主题具备了为受害者找回公道。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常常表现人们向往的善对恶的复仇，或是文学作品中强调的是复仇者为了实现为民请命的理想、对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和痛恨。他们复仇不仅仅是为了杀害自己的仇人，而是为了还正义者的清白。在人们心中有着“好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佑，恶人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的向往，还有人们思想观念受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和“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传统取向的影响。复仇往往表现的是无辜受害者为了向残暴者讨回公道的复仇模式，中国文学作品中突出的复仇主题往往具有正义性、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代表着正义感，复仇者的一系列行为也能被人们所接受，最终达到因果报应的合理结果。但通过对曹禺的《原野》文本赏析，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复仇主人公仇虎为了复仇已经走向了疯狂的道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仇虎的复仇欲望致使他的人性走向歪曲的人生道路。子为父报仇、子为父还债看似天经地义的理由，这实际上仇虎已经成为了封建宗法思想观念束缚下的牺牲品。在家族血亲复仇观念的影响下，仇虎从监狱中逃出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为亲人报仇，虽然直接的复仇对象焦阎王缺失，但仇虎并没有停止他的复仇计划，而是把仇人的后代自己的好朋友焦大星、年幼的小黑子作为自己的复仇对象。

《原野》与《哈姆雷特》的主人公都承担着为父复仇的责任，复仇成为了他们义无反顾的使命。然而在人们传统观念中仇虎的复仇行为似乎已经违背了复仇的合理性，文本中仇虎的人物形象变得残暴、狡猾、邪恶。他的父亲仇荣遭到焦阎王算计后被活埋，土地被仇人霸占，自己的情人金子也已经成了仇人的后代焦大星的妻子，年纪轻轻的妹妹被卖到妓院，在那里受尽折磨而死。背负深仇大恨的仇虎一出场的形象就是“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1]作者通过对主人公外貌的描写，表现了仇虎过着一种非正常人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复仇者，他从狱中逃出来目的就是为了报仇，替自己的父亲仇荣以及受尽折磨而死的妹妹来向焦阎王复仇。当他听到焦阎王已经进棺材的消息，仇虎不是因为仇人已死表现出来高兴的心情反而是失望，认为自己白来了。仇虎在经过思考之后将自己复仇对象转向仇人的后代焦大星、小黑子，开始自己的复仇计划。“于是，当仇虎依照“父仇子报”、“父债子还”、“断子绝孙”的传统，真的实现了残酷的复仇（杀死焦大星，借焦母之手击杀了无辜的小黑子），他却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有罪感”，陷入了灵魂的分裂与挣扎。”[2]复仇者看似为自己的复仇错误找合理的理由，但是最终还是不能使他摆脱心灵上的折磨，甚至将仇虎推向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仇虎复仇的对象是焦大星与小黑子，而他们是无辜的。仇虎之所以忍心下手，就在于焦大星是焦阎王的儿子。”[3]仇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为了达到为自己父亲复仇的目的，焦阎王的后代成了复仇者的复仇对象。仇虎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向仇人复仇，而不是用法律的手段为自己的亲人洗冤，这样一种复仇行为受到了封建观念的影响。主人公把自己认为的复仇对象杀害，可最终致使仇虎无法在心中摆脱杀害焦大星、小黑子的阴影，陷入惶恐、自责、精神分裂。事实上，仇虎也成了封建宗法思想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