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在北魏创立之初对于汉族文化多是抱着倾慕和学习态度来看待的。如拓跋珪好黄老之言，曾言“治之国道，文武兼用”。明元帝偏好文史，还曾补汉刘向《新序》、《说苑》所缺。但是对于这种对文化的倾慕并不足以产生巨大的汉化推动力，作为北魏立国根本的拓跋鲜卑族人与其贵族虽欣向于华风，但积性难改，仍以其勇武、习俗为自豪。故而在北魏初期的汉化改革多有反复。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孝文帝改革之时，但在这之前还有一场影响深远汉化改革，那就是北魏司徒崔浩主持的汉化运动。

   崔浩，出身于北方高门士族，，世仕于胡人政权，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显赫于明元，太武之时，其中许多汉化的改革就是在那时候做出的。明元帝多病之时曾密问浩以后事，浩言曾言“立子以长，礼之大经” 又说道“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拓跋焘因此得立，后来北魏这种“立子择贤”的传统就这样逐步被“立子以长”的儒家核心的伦理价值所取代，这不得不说这是北魏汉化在皇位继承上的重大体现。

崔浩为政期间的选士为家世与人伦并进，具世官及习儒之姓族，才以之为高门，想要通过过选士，最终发到复兴儒家的五等爵制的目的。《北史‧李䜣》提到其选取助教时，崔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而不选当时颇具声望的李䜣。他不选李䜣是因为他出自范阳李氏，非高门大族，反观之，李敷出自赵郡李氏，卢度世出自范阳卢氏，皆出自高门。在他的政治理想中是要“齐整人伦，分明族姓” 以复儒家五等爵制为本，在北地重现门阀政治。但这无疑会引起缺乏显赫门第和学术背景的鲜卑贵族的警惕，再加上崔浩所行的汉化改制，曾直接任用河北汉族士人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这种激进的手段也无疑触犯了鲜卑贵族的利益，引发他们的不满，最终为其悲惨的命运埋下伏笔。

在宗教上崔浩笃信“天道”，与道教寇谦之交好，因其“兼修儒教，欲继千载之绝统”与崔浩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而拓跋鲜卑族作为一个由部落猝然成为一个国家的胡人政权不可避免的是其族人多有信仰，北魏前期祭祀的“杂神”共有1200余处，北人也多有信奉沙门者。但在崔浩看来欲兴周孔之道于北魏，就要将这些有损于周孔儒教的东西予以坚决取缔，于是开始了“废神荡佛”的运动。奏议“神祀多不经，按祀典所意祀。凡五十七所，余重复及杂小神请皆罢之。” 这些杂神大应多是其部位联盟时代各个部落所崇拜的神袛，猝然罢之无疑会极大损害的鲜卑族人的感情，其又一力促成了“太武灭佛”致使北魏一境之内，再无沙门。而鲜卑族人乃至被地汉人多有崇佛者，权贵财产也多存于寺庙，崔浩此举必然种祸不浅，只因当时太武对崔浩信重才引而不发。

太武以国士待崔浩，崔浩便欲以国士以报之，将其视之为可复兴周孔礼乐之制的贤王圣君。但是太武首先是作为一个代表鲜卑族“国人”利益的君主，其次才是一个倾慕汉化的改革者，不可能因为要进行汉化而损害甚至抛弃其所在的根基。而崔浩被“变夷为夏”的理想而变得盲目冲动，忽略和损害拓跋鲜卑族人的利益，再加上崔浩为行汉化曾多次校胜于上，与太子拓跋晃之间多有冲突，彻底与当权者交恶。最后在崔浩修国史时“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 这种尽述拓跋氏的早期不愿认知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立碑于路旁的作法无疑在拓拔鲜卑族人看来是汉族士人对其民族的一种侮辱和对其政府的一种反动。再加上拓跋氏自称黄帝后裔，而崔浩却言其乃汉李凌之后的说法彻底引发鲜卑“国人”阶层的愤怒最终直接导致了其身死族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