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的悲剧是一场在特殊形态下华夷文化的冲突，其悲剧不能完全归咎于鲜卑族对汉化的抵制。崔浩本身行事的激进，为人心胸之狭隘也是造成其悲剧一大要因，但其根本原因却在于鲜卑贵族于汉族之间的矛盾。鲜卑贵族为巩固统治在谋求汉族士人支持的同时更为担忧的是其权力过重，所以崔浩的“国史之案”是北魏前期拓跋鲜卑汉化的一个曲折的过程，也是在太武帝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与崔浩本身激进的汉化措施所激发出来的一个政治事件。崔浩促成拓跋鲜卑族迅速汉化的努力，但因为鲜卑人主体上还没汉化而导致了失败。将北魏从一个武力征服的胡族政权改造成一个复兴周孔儒教的华夏政权依旧任重而道远。但是北魏政权想要统治中原，拓跋鲜卑则是必然要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崔浩的汉化的措施为也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孝文时期的汉化改制

   孝文时期的汉化改制因其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实际的主持人实可分为三个时部分来看待，一是献文帝时期的初步改革，二是文明胡太后时期的临朝称制，三是孝文帝亲政后的继续改制。其中孝文帝时期的改革最具有代表性。

   时献文帝始亲国事，遥勤于为治，进行一系列的吏治，教育，税收上的汉化改革。待胡太后临朝称制亦是延续其汉化改制，在太和十余年之间制定了一系列的汉化改制。对于旧有的婚葬、律令，吏治、农桑皆进行了封建化的汉化改制。

   在太和十年之后，孝文帝逐步亲政，对于从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在冯太后身边长大的他来说，对于华夏文化推崇，是无用质疑的。在他的汉化改制下，北魏政权与华夏近于趋同。在这些封建化的汉化改制中北魏也逐渐国富而民安。但孝文帝并不满足于这种部分的。循序渐进的汉化改制。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他欲“变夷为夏”在北地重现类似东晋的门阀政治，并且在移风易俗上亦是不遗余力的推动拓跋鲜卑氏族的华夏化进程。在这种冲动和理想的影响下孝文帝进行了全盘的汉化，所立制度，勿问恰当，一如华夏。但文化的变迁历来艰难困苦，也只能循序渐进。越是强悍的民族其文化的惯性就越大，饱受周礼熏染的太伯入吴尚且断发文身，可见本民族对外来文化排斥是根深蒂固。

关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的措施业内多著述，笔者不再赘述。其汉化措施可分为两个阶段来看待，迁都之前为一般制度层面的汉化而迁都之后则多为文化层面。孝文帝迁都洛阳是汉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对于是否迁都，汉化的鲜卑人与固守传统的鲜卑族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迁都之前鲜卑“国人”对汉化多持赞同或观望态度，认为孝文帝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于民于国多是有利代魏的，虽时有诛戮枉法大臣，但大部之族人多是畏威怀德，故吏治得以澄清，文明得以开化。而在决定迁都之后则有相当一部分鲜卑族人对汉化改革抱着反感或者反对的态度。在代魏贵族中只有那些汉化的鲜卑人，即孝文兄弟及其一些年轻的鲜卑贵族比较支持迁都与汉化。而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皆以为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 对于这种移风易俗汉化改制更是多有不乐。在孝文帝温和劝导笼络之后“乐迁之与恋旧之人”仍是“唯中半耳”可见反对力度之大。但孝文配以温和劝导与雷霆之手段，分化拉拢与过于诛戮并行。先是笼络元丕等元老贵族，后过于诛戮穆泰、陆叡等人叛乱，并最后赐死不愿迁都且有涉嫌作乱的太子元恂，洛阳汉化政权才得以稳定，可见当时阻力之大。对于大部代魏贵族之所以反对迁都与更深层次汉化是因为孝文帝移风易俗，变夷为夏汉化改革严重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与文化信仰。禁断胡服、胡言，使其多有不便。生在代北，死葬河南，更是有驳于世情。最重要的是孝文帝想要建立那种南朝门阀制度虽然并没有将拓拔鲜卑贵族排除在外但无疑会让更多汉族世家分享北魏政府的权力，这显然不符合北魏“国人”的利益。孝文帝之后，“其世房分留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则为清途所隔” 在之前他们是北魏赖以柱石的“国人”阶层，而在汉化之后他们却逐渐失去往昔的地位。普通鲜卑族人与汉人之间、汉化的鲜卑人与鲜卑化的汉人之间矛盾也由此而生。这种矛盾在孝文帝时期并没有爆发出来，而是被那种欣欣向荣的汉化的浪潮所掩盖。却在宣武、孝明之后的吏治腐败、文武党争之中爆发出来，也因此引发北魏时期最剧烈的胡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