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普林在小说中试图寻找产生卖淫现象的根源,最终借普拉托诺夫之口表示:卖淫现象是随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快速发展。在私有
库普林在小说中试图寻找产生卖淫现象的根源,最终借普拉托诺夫之口表示:卖淫现象是随私有财产的出现而出现,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快速发展。在私有财产和婚姻制度存在的前提下,贫困和卖淫制度不会消失。一方面,卖淫业作为一项商业行当,它以资本利益作为驱动力并将人们卷入其中。从出身贫寒被亲生母亲贩卖给人贩子的叶妮娅,到虚伪贪财的人贩子戈里宗特,再到火坑买卖剥削妓女的老鸨和领班等等……《亚玛街》中的大部分人物或是作为势单力薄、无力抗争被迫陷入“火坑”的受害者;或是作为被贪欲蒙蔽双眼、无视姑娘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诉求、把她们的肉体当作商品一般随意践踏和买卖的施害者,包括唯利是图的人贩子、贪婪狠毒的妓院老鸨和领班以及带给虚伪荒淫的好色之徒,可以说囊括了这个行业中形形色色的人态。库普林在谴责和批判施害者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苦难女性的真切同情。另一方面,库普林还深刻指出,卖淫制度这一社会脓疮之所以得到快速扩散,与男人的私欲和荒淫紧密相关。上流社会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德高望重者总能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卖淫制度合法化、定额化,以“把旁人的淫欲从他们合法的寝室里拉出去” 并满足自己在厌倦家中妻子、使女和外面太太后对窑子一夜情的欲望与渴求。女人的心永远渴望爱情,而男人们的心里充满欲望。男人们逢场作戏的凌辱、玩弄、欺骗,让大量女人饱受其害,终其一生都无法逃脱苦难。
俄国社会对待卖淫业的态度具有矛盾性和讽刺性。一方面,公众反对和诅咒卖淫业,认为卖淫业的存在会引发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影响,包括个体的社会退化、家庭关系的破坏、社会的犯罪率的升高与道德滑坡等等,妓女群体被视作“公共的女人,社会的器皿,城市过剩性欲的排水沟” ;另一方面,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卖淫业。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奥古斯丁的一席话非常好地道出社会统治阶级看待卖淫业的观点:“如果把妓女赶出社会,淫荡就会散布四处。城中的妓女犹如宫殿的排水管,如果你清除了排水管,房子就会污移满地。” 妓女们在“被社会所遗弃,蒙受家庭的诅咒”的同时,还担任着“城市淫欲的发泄器、家庭’名誉’的维护者”的“重要角色”。 在《亚玛街》中,库普林通过记者普拉托诺夫的视角,从近处对一家名为“安娜•玛尔科夫娜”的中等妓院进行叙述描写,勇敢地将笔锋直指卖淫制度本体,全景式地展示了卖淫业这一浸透女性血泪的肮脏行业在资本主义俄国中的肆虐情景,这种写作方式是为了使当世与后世的人们能对妓女生活的悲惨和卖淫制度的阴暗产生更加深入的感知和思考。《亚玛街》中对卖淫制度深刻的揭露、批判和反思有力地撬动着城市淫欲的排水管,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极具开创性与冲击力。
在这部成书于俄国前夕的长篇小说中,大国力量的逐渐衰微、行政官员的贪污腐败、龙骑士的暴虐恣肆等时代政治现象都在作品中都暴露无遗。如开设亚玛街最讲究妓院——特累佩尔妓院的市议会兼参议会成员;明面上对妓院施行专门监督并遵循特别严格规章,私下里疯狂受贿纵容亚玛街龌龊勾当的警察分局局长克尔别什;贪婪、虚伪而胆小的薇拉情人季列克托尔斯基……均反映出沙皇政府不同级别公职人员都有串联在卖淫业的利益链中,与卖淫业的发展紧密交织。他们的亵渎职权、以公谋私,使卖淫制度在俄有了蔓延恣肆的土壤,得以大行其道。具有讽刺和代表性的事件是龙骑兵捣毁亚玛街事件,直接导致了亚玛街的突然毁灭。起因是两名龙骑兵在一卢布妓院被少找零钱还挨了打后,一怒之下回去带来一百多个野蛮的龙骑兵冲进亚玛街一家一家地捣毁妓院……作为沙皇的精良军队,龙骑兵队伍野蛮草率,毫无纪律性和组织性可言,他们不以保家卫国、捍卫人民利益为任,却是一群持着国家的武器向人民挥刀的暴徒,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小说中,由这样一群小人和暴徒组成的沙皇政府不仅不能带领人民脱离苦难和不幸,甚至往往是悲剧的制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