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就严歌苓小说叙事风格展开了两方面的论述。因为严歌苓特殊的海外生活经历,她受到较少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摘 要:严歌苓作为中国当代一位著名的女性作家,其独特的海外生活经历,以及其与影视媒介紧密的联系,使她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穿行,从而也形成了她独特的叙事风格:个人化的叙事立场,影视文学的叙事特征。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个人化;影视文学;叙事风格
Theory of yan geling novel's narrative style
Abstract :Yan geling as a famous female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s unique life experience abroad, and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media, made her between serious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which also formed her unique narrative style: personal narrative standpoint,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reen culture.
Key Words :Yan geling;Novels;Personal;Screen culture;Narrative style
目 录
摘 要1
Abstract1
前 言1
一、个人化的叙事立场2
(一)淡化的历史意识2
(二)女性主体的叙述和塑造边缘化的人物形象3
(三)身体叙事5
二、影视文学的叙事特征5
(一) 真实又荒诞的故事情节5
(二) 紧凑的戏剧冲突6
(三) 鲜明的视觉效果和强烈的画面感6
结 语6
参考文献7
致谢8
论严歌苓小说的叙事风格
前言
严歌苓的生活经历有着“传奇”的特点,她有过短暂的军旅生涯,而后作为“第五代”移民远赴美利坚的土地开始她的求学之路,在这里她又遇到了她的外交官丈夫劳伦斯,并跟随他去各个国家驻访。严歌苓本人称自己是流浪的“吉普赛”女郎,而这种“自我放逐”的人生使得严歌苓的小说不局限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不受过多的意识形态捆绑,容纳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洗礼,专注于展现内心自我,从而凸显出个人化的叙事立场。这种个人化的叙事包含着许多内容,如淡化的历史意识,女性主体的叙述和边缘化的人物塑造。
其实,严歌苓最早是以其创作的电影剧本《心弦》而引起文艺界关注的,而后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少女小渔》、《天浴》等影视作品大获成功,严歌苓从此声名大噪,而后被吸收进好莱坞的职业编剧队伍中,初步奠定了其在编剧界的地位。其后严歌苓在进行电影剧本创作的同时,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严歌苓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这是她职业编剧和小说作者的双重身份下形成的。一方面她以一个严肃作家的精英姿态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她与影视媒介的关系却愈加的亲密,并在积极互动中走向共谋。她的许多小说成为导演、制片人竞相追捧的目标。严歌苓的小说为电影、电视剧提供丰富的文本资源,而影视媒介为其吸引众多的读者受众。两者互相糅合、相互影响,探讨严歌苓小说叙事风格必须要考虑影视文化的元素。她的小说文本已较鲜明了体现了影视文化的特征:真实又“荒诞”的故事情节;紧凑的戏剧冲突;鲜明的视觉效果和强烈的画面感等,形成了严歌苓较为独特的叙事风格。
一、个人化的叙事立场
在1985年之前,中国文坛总体呈现出凸显政治性、集体性话语的特征,之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文学创作慢慢向文学自身、创作个人化转型。这种个人化的叙事立场不是严歌苓仅有的,但这种立场,在严歌苓的笔下无疑生发出了她独有的特点和韵味。
(一)淡化的历史意识
严歌苓小说的历史跨度很大。《第九个寡妇》中主人公王葡萄的人生经历了抗日、三清四改、。《小姨多鹤》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新时期,《扶桑》穿越到了19世纪。但这些历史进程,用王葡萄的话说,“只不过是一拨又一拨的人轮番在台上唱戏文”。[1]她按着自己的喜好和方式过活,有自己的价值观。历史中的大事,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或者标签,文本中着重体现的是鲜活的人物和其包含的灵魂。《扶桑》这部关于十九世纪北美洲移民浪潮的作品,书写着东西历史文明的碰撞。作者将这历史投射到一个传奇的妓女身上,而严歌苓翻遍史料也没有找到她的真实身份,而后的创作更多的就是严歌苓的主观的写作了。严歌苓身处异国,作为一个移民者,西方社会对她的拒斥和排挤,种族、文化的矛盾,放大了严歌苓身上的脆弱感和孤独感,同时加深了对东方文化的认同和归属。她的这种主体意识很大程度上也反应到了《扶桑》这本小说里。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历史只是作为故事情节和主题意蕴的底色。作者是在这历史的大背景之上,肯定个体价值、剖析灵魂的深度、挖掘永恒人性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