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这种淡化的历史意识，还体现在她对待历史的处理方式上，是一种演绎，是对那一段段历史深度挖掘和重新的理解判断。陈思和以前指出，“要了解真实的历史，有两种途径：一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选择和编纂的历史材料，他称之为‘庙堂历史意识’。第二种途径是通过被称之为‘民间历史意识’的野史传说、民歌民谣、 家族谱系、个人回忆录等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2]严歌苓笔下的历史显然属于后者。更甚者她不是表现历史，而是重塑历史，以自己的笔墨重新解读历史，而且是解读主流规避的隐秘的历史。在上层阶级统治的压力下，把历史信息隐藏于比较隐晦的文化形式中，通过利用象征、隐喻以及暗示等一系列的手法来表述民间对历史的观点。这种重构当然是蕴含于严歌苓对个人故事的书写中，《陆犯焉识》中的历史是“镇压反”、“肃清放”的那段反右、的政治化历史，而小说文本则是通过第三者的视角，叙述了“我”祖父陆焉识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学识修养丰厚的世家公子沦为阶下囚“老几”的人生经历。同时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相交替，多条叙事线索并存，各式的人物纠葛，“我”父亲冯子烨的对“我”祖父的厌恶和责怪，祖母冯婉瑜对祖父的坚贞的爱，市井邻里对陆焉识的尴尬政治身份的抵触和回避等等。历史无疑在严歌苓的笔下重构，被读者们重新解读。以个人的叙述立场，淡化传统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挖掘永恒的人性和灵魂。

（二）女性主体的叙述和边缘化的人物塑造　

1.女性主体的叙述

严歌苓专注于女性的叙事视角，小说中消弭了以往许多作品中的男性的叙事立场，是以女性为主体窥探整个历史变迁。女性作为第二性，与男性的集体、理智和客观相对立，体现着是个体、情感、主观的特质。严歌苓的叙述也是以这样方式展开的。在严歌苓创作的许多小说中，女性是文本的中心。在《第九个寡妇》中极端地凸显出王葡萄这个女性的个体意识和价值。王葡萄有自己的判断力和价值观，在面对拯救丈夫还是八路军的抉择时，她没有同其他八个女人一样选择保全八路军，而是选择了自己的丈夫。土改时，其公公孙怀清被划分成右派被并判了死刑,王葡萄却义无反顾了地救下了孙怀清，将他躲在家里的地窖，一藏就是20年的光景。她与琴师朱梅、冬喜和春喜兄弟俩偷欢，甚至无视道德伦理的规则，与丈夫的哥哥孙少勇恋爱。王葡萄始终不避讳自己的情欲和需要，并且自豪而欣慰。

选择丈夫，王葡萄颠覆了传统价值观中的舍身原则，追求个人的意志；救出公公，无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主流价值观，听从内心对亲情的召唤；与男人自由的交欢，无视传统的道德伦理的束缚，大胆直面自己的身体和情欲。王葡萄并没有在意历史的变换流转，在她看来“天下无非那么几个故事。” [3]不过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因此她对女八路的教育充耳不闻，无视官方意识的呼唤，不听从体制的“感召”，而固守着自己内心。

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对女性的特质的阐发，更能体现作者的个人化、主观的叙事立场。而女性细腻的感受和较感性的思维方式，更易体现这个世界的残酷和人性的冷暖。《少女小渔》、《扶桑》先是展示了女性的柔弱、顺从，她们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的，小渔为了江伟活着，扶桑顺从于命运的所有安排，接受每个招妓的男人的蹂躏。然而，这些看似柔弱的女性，确有着善良的人性和巨大的包容力。在一个女性身上，人性的罪恶和宽容都加倍的放大对人性的诠释更加精妙。

2.塑造边缘化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