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防与塞防之争,无论从任何方面进行思考,都是一次获得巨大成功的大辩论。对于李鸿章来说,达到了快速发展海军、扩大权力的目的,也得到了保卫国家海洋权益的机会。
摘要:中国近代海防与塞防之争,是晚清时期统治阶层对于国家安全与领土稳固政策选择的一次大讨论。这次争论的双方大多数是朝廷的重臣,而争论的焦点则是新疆的存废问题,争论的结果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海塞并重派取得了成功。这次争论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清政府的战略政策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当代中国政府的战略防御体系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中国近代;海防;塞防;国家安全
On the controversy over China's modern coast defence and land control
Abstract:Modern Defence and dispute Fortress Defense China, the ruling class i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big discus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stability policy options. Both sides of this argument is the court's most senior official,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is the question of abolition of Xinjiang, the results of the debate are represented by Tso Hesse and try to send a success.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ies up and down the controversy caused a huge reaction, the choice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strategic policy has had a huge impact, but also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s strategic defense syste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Key Words:Coastal Defense, Defen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目录
摘要1
Abstract1
前言1
一、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背景2
(一)海权意识的觉醒2
(二)新疆问题的现状2
(三)经济基础的崩溃3
(四)湘淮派系的争斗3
二、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内容4
三、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历史影响6
(一)收复了我国新疆地区的大片领土6
(二)扫清了清朝海军发展的部分障碍6
(三)坚定了清朝军民抵御外辱的信心6
(四)为我国国防战略的选择提供了依据7
结语7
参考文献7
致谢9
论中国近代海防与塞防之争
前言
关于中国近代海防与塞防之争,史学界有不少的论述,在何平立的《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一文中详细的讲述了在西方的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腐败的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之后,中国的海权意识才开始慢慢的苏醒,筹办海防遂成为清朝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措施;而在牟安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一文中也详细的论述了海防与塞防大辩论的背景,包括海防派与塞防派之间讨论的关于新疆问题的放弃与否等众多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陈贞寿、谢必震、黄国盛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新探》一文中对于清朝末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由来、经过、结果与影响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对于现在史学界研究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也提出了新的认识;还有董丛林的《湘、淮派系因素与晚清海军、海防》,从派系因素来探究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本质等,都对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然而这些论文都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争论的中心问题在于海防与塞防到底哪种国家战略对国家安全以及统治阶级更加重要。而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海防与塞防之争的中心问题应该是新疆的去留问题,其实不论是海防派还是塞防派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海防绝对比塞防重要,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放弃海防专注塞防,却有很多人提出放弃新疆专注海防,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左宗棠与李鸿章所争论的焦点,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重点。
一、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背景
(一)海权意识的觉醒
中国陆权意识的苏醒可追溯到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秦朝,当时的统治者秦始皇就已经有所谓的陆权意识。秦始皇通过修建长城,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并颁布了郡县制,来扩大自己直接管理的土地面积等,都是通过一些手段来保护自己国家陆权的表现。而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则相对晚了很多年,大约是在清帝国末期才觉醒的。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迫使清政府逐渐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想法。与此同时清政府的一些开明官僚也逐渐认识到,清朝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他们都已经明白到了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合约并不能真正的断绝列强瓜分中国之心。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和政治家赫德针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研究,并写出《新议论略》与《局外旁观论》两文,递交给了清政府衙门。这一举措是对清政府内政外交的侵略,却也促使清政府朝野上下对外交以及海权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研究与讨论。甚至有一些沿海的督抚们直接上书要求巩固海防、维护海权、保护国家主权。这些大臣要求仿造西方的造船造炮的技术,兴修船政并对清朝水师进行整编。终于清政府的海权意识开始觉醒了。这些大臣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1],这是国家快速发展的捷径。并认为“今日御辱之资,自强之本”[2],显示出这些大臣们知耻而后勇的决心。一场以维护海权、军事自强为主要目标的洋务运动就此开展起来。当然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清政府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