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疆问题的现状

19世纪七十年代清王朝的西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问题”。例如1865年阿古柏匪帮在入侵新疆之后，在1870年占领了乌鲁木齐以及新疆天山南北两面的大面积土地。以及英国与沙俄两国加快了对于我国边疆地区的侵蚀速度。并且1971年，沙俄甚至明目张胆的的侵占了我国的伊犁等地，英国也趁机扩大其在华权利。同时，清朝衙门上书皇帝《拟筹海防应办事宜折》，在折中着重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以及紧迫性，而没有写入塞防的紧迫性，甚至对新疆问题更是只字未提。部分督抚听说以后，均上书认为新疆问题的解决才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清朝统治者面前，那就是如何处理新疆问题，新疆究竟是应该坚决收复还是应该放任不管。

（三）经济基础的崩溃

其实此时的清政府财政早已濒临破产，而导致破产的原因有：其一，财政收入日益减少，这需要从清朝建国后讲起，“有清入主中原，概与罢除，与民更始”，[3]这句话讲述了清朝建立以后，免掉一些税赋，让人民休养生息，“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租税，至再至三；呜呼，古未有也。”这些都体现出清政府为了增长人口，采取奖励生育的政策，又数次免税，收服人心。在康熙做皇帝的时候又采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还废除了人头税，这些都有力的发展了人口。在雍正做皇帝的时候又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使清朝的人口不断的增长。这些政策都有利于发展人口，却或多或少的减少了财政收入，这一情况随着土地兼并的逐渐扩大，到了清朝末期愈发严重了。其二，财政支出的逐年增长，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军饷、洋务、息债等逐渐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再加上自道光帝以来的连年战事，更是让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其三，财政余款几乎耗尽，清朝财政余款大部分是康熙、乾隆等皇帝积攒下来的，在乾隆皇帝时已将达到了7800万两。而到道光皇帝晚年，只有不到800万两白银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清朝陷入了先维护塞防，还是先发展海防的漩涡之中。

（四）湘淮派系的争斗

朋党之争，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清末的朋党之争最为突出的就是湘淮党争，而湘派与淮派这两派的代表人物更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不断的争论不休。在洋务运动的初期，这种争斗便已经显露出来。当时清朝的海权意识已逐渐觉醒，那么谁能够成为海防建设的先行者？湘淮两派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努力，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都是争斗的成果，由此可以看出两派争夺海防权利的激烈。当然最终是李鸿章取得了胜利。在1870年，李鸿章替代了曾国藩，担任了直隶总督，并且兼任了北洋大臣掌控北洋水师，从此淮派对湘派取得优势地位并取得了北洋水师的掌控权。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成为了湘派的领导人物，为了稳固湘派，也为了应对新疆地区的危局，也为了履行自己边疆重臣的责任。左宗棠便积极的推进海塞并重的言论。因为不管是从民族大义，还是个人利益而言，这都是左宗棠最合适的选择。于是晚清规模最大的一次朝野辩论由此展开。

二、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内容

1875年对于清朝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这一年，同治皇帝英年早逝；而在朝庭内部，清帝国的军政重臣们以及中央亲王，甚至地方大臣们都陷入了关于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大辩论之中。此时的朝堂之上充斥着三种意见，第一种就是以海军衙门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这部分大臣的观点主要是专事海防，放弃塞防。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而海疆不复，则心腹大患愈棘，建议要以海防为重。”这个观点得到了不少地方大员们的支持，当然，多为沿海地区的封疆大吏，毕竟国家重视海防对于沿海地区大臣们的利益也最为有利。如安徽巡抚裕禄、江苏巡抚吴元炳等。第二种，就是以左宗棠为首的海塞并重派，这部分大臣的观点主要是海防与塞防并重，缺一不可。左宗棠觉得“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绝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4]左宗棠认为海防与塞防对国家来说同样重要，两者缺一不可。朝中军机大臣文祥也十分支持这一观点。第三种则是以直隶总督王文韶为首的塞防派，这部分大臣的观点主要是暂缓海防，先全力注重西北。有很多大臣也支持王文韶的观点，这一部分大臣都将塞防看作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主张应该先全力收复新疆，再议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