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在这场政变中有功，但是站在君王的角度看来，性质就不同了，最后的下场可想而知。因此这样的疑问就出现了，为什么君臣只能同患难而不能共富贵呢？功高震主，君主们其实最希望功臣们能自动卸甲归田，可是功臣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于是有了刘邦、朱元璋的大诛戮，有了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有了李隆基的放逐令。但是这一做法站在君主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为以后稳定的政局铺平了道路，他们也是别无选择。

（二）不论亲疏，任用贤良

1.“救时宰相”姚崇

“改元开元”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开元之治”得力于两个贤相，以“姚宋”并称的姚崇和宋璟。“姚宋”的名称毫不逊色于西汉的“萧曹”（萧何、曹参）和初唐的“房杜”（房玄龄、杜如晦）。

姚崇辅佐了三代君王，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玄宗登基后，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玄宗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任用姚崇。首先，姚崇是三朝元老，不管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有足够经验；其次，他在朝时间长，结交的人多，支持他的人也多，改革的内容比较容易被各个政治派别接受。总之玄宗知道姚崇就是他所需要的人才。姚崇一上任就提出了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十条改革纲领，立刻得到了玄宗的赞同。[2]当时玄宗还给姚崇颁发任命书任其所为，这任命书无异于一张君臣同心治理天下的政治契约书。这体现了玄宗懂得识人和怎样用人的政治特点。

说到姚崇就不得不说到另一个人，那就是姚崇的副手卢怀慎，这个人为人谨慎，善识人才，做事和才能上稍逊姚崇，但并不是平庸的人。正因为姚崇上有君主的支持，身边还有卢怀慎这么一位得力助手，才使姚崇这个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姚崇本身的性格就是脚踏实地，注重的是改革的实际效果，因此他没有大张旗鼓进行改革，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进行改革，并取得很好的成效。第一就是裁汰冗官，整顿吏治，大批的闲散官员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政府办事效率大大提高；第二就是下达官员对调任命书，许多京内官员被调往外地，外地官员进京任职，各地积极学习和了解并响应中央精神；第三就是抑制食封贵族，鼓励广开言路，给朝廷带来一股开明之风；第四就是压制佛教势力，朝廷下令关闭许多寺庙，让僧侣们回归田间，参与治理蝗虫灾害，使百姓度过蝗灾，灾民得到派发的赈灾物品，农业收成得到明显好转。[3]可以说开元之治初期，姚崇功不可没。他稳定了当时的政局，使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走向稳定；他提出改革条例来巩固皇权，创造了朝堂上的开明的风气；他稳定民心，为开元盛世打下经济基础。姚崇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位“救时宰相”。

随着政局的发展，一团乱麻的政治已经理清。作为君主的玄宗认为，姚崇不宜再执政，要想让姚崇下台就得用得体的方式。于是玄宗釜底抽薪，从姚崇的亲信和儿子身上下手，姚崇不得已在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递出辞呈。

2．刚正不阿的宋璟

姚崇之后，下一任宰相任命书，一张发给了宋璟，一张发给了苏頲。这是一对默契和洽的政治伙伴。宋璟这一辈子经历了从武则天到唐玄宗五位皇帝，仕途上可以说历经坎坷，但是他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人品从未改变。宋璟天生就有一身傲骨，蔑视权贵，从不贪图官位俸禄，甚至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

宋璟一直坚持以人为本，在职期间他全心全意的为百姓服务，为百姓着想，为百姓造福。他每到一个地方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作恶多端的豪强和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绳之以法，并制定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利民政策，让百姓生活安居乐业。例如广州地区竹舍茅屋比较多，易发生火灾，他就引进砖瓦作为建筑材料，因此火灾发生的不那么频繁了。为此广州百姓还要为他立“遗爱碑”但是被他拒绝了。[4]宋璟爱民如子，对于百姓的利益从来不敢懈怠，在从政期间坚持民本思想，提出四个经济政策：减免百姓的租赋；鼓励男耕女桑的农业政策；兴修水利工程；限制佛教势力。[5]这四条政策一经实施，很快把社会经济推向另一高峰，呈现出繁荣景象，无疑为开元盛世提供了物质保障。民众有眼，民众怀德，民众亲切的称呼宋璟“脚阳春”，意思是宋璟不论走到哪里就能把温暖的春风带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