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知识分子渴望资产阶级救中国的理想依旧没有实现，民国初年的政坛更加变幻莫测，暗潮翻滚，伴随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果实，利用孔教，鼓吹封建的伦理来达到自己称帝的野心 ，清王朝的一些封建余孽也并未销声匿迹，而是积极的活跃着，企图光复祖业，他们利用了中国人民对辛亥后动乱局势的失望情绪，又把原先的那一套封建理论给拿了出来，鼓吹封建制度的优越性，进而诋毁共和制度，扼杀民主思想，一时间，辛亥之后废止的留辫子，裹小脚的落后习俗又重新出现，文学上，粗俗封建、品味低俗的文艺作品大肆泛滥，农村鬼神迷信之说又开始广为流行。中国的社会弥漫着一种危机感：李大钊在他的《隐忧篇》中说道“工困于市，农叹于野，生之者敝，百业雕蹶，业敝五也；顽梗未净，政俗难革，事繁人乏，青黄不接，才难六也”。[2]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提到：“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世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3] 。

中国该何去何从，又一次成为中国人心头久久不能忘怀而苦苦思索的问题，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见过辛亥，见过二次，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的很了。”[4]

这在这个充满黑暗和动荡的年代里，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激化，种种积弊，病根和矛盾相互冲击，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和打击致使迷惘中的的知识分子渐渐清醒的认识到，仅仅靠模仿和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行的。要想救中国，必须彻头彻尾的进行改变，新文化运动也因此应运而生，中国历史从此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

（一）《新青年》的创刊

曾经参加过运动而流亡在日本的陈独秀是吹响启蒙号角的第一人，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份杂志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青年》的创刊，让广大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一起，用自己手中的文笔向封建旧腐朽的文化和思想发起了挑战，《新青年》作为这场启蒙运动的播种机，就是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敬告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5]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