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生于浙江富春江畔的一户破落的书香之家，由于幼年丧父，一家六口的经济仅靠其母陆氏一人承担。为了生活，母亲整日在外奔波，兄长也上学去了，祖母虽在家中，但整日沉浸于诵经念佛，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郁达夫的童年生活孤单沉闷。由于童年生长环境的影响，郁达夫从小最为渴望的就是爱与关注，可是家中的每个人却从未给过他关爱，除了他的养姐翠花真心疼爱这个孤独的孩子。可是翠花要处理家中琐碎的家务，也无法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足够的关爱，以至于养成了他孤僻的性格。又由于家庭的贫困、身体的瘦弱，郁达夫更是自卑不已。童年男性角色的缺失，使郁达夫的性格中出现了阳刚不足，柔性有余的女性化倾向。就如他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从来没有出现过阳刚健康的正面形象，而都是柔弱沉郁的男子形象，优柔寡断、孤僻自卑这样的性格也和他如出一辙。不难发现，郁达夫童年的生长环境和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它们不仅影响着作品基调，也影响着他在作品中角色的塑造。

郁达夫于1913年来日本，十年的留日生活对郁达夫作品的风格产生了深切而远大的影响。

郁达夫从小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留日以后，接触到维新思想的熏陶的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但是，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维新思想无法帮他找到强国之路；更让他感到煎熬的是，他爱他的祖国，但是祖国的贫弱使他在外受到无数白眼和歧视，他对此感到愤怒却无可奈何。这样矛盾的心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就是“零余者”的变态。司马长风这样评价郁达夫:“他是一个哀哀而泣，幽幽而说的‘零余者’。”对此，郁达夫也承认“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a superfluous man！a useless man！Superfluous！Superflous”[1]

《银灰色的死》记录了他在日本东京的一段生活和心路历程。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20年代中国的一位留学日本的学生，整日都沉浸在悼念亡妻的悲痛之中无法自拔，只能通过幻想，在酒馆一位年轻女招待身上寻找安慰。而幻想除了加深孤独感，并没有真正安慰到他的心灵。在这篇作品中，郁达夫极力想要描写出主人公无法融入正常社会的无奈和无力感，这样的感觉也是郁达夫在日留学时作为一名异乡人、作为一名被人看不起的弱国子民无法融入正常社会深深的无力感。《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最后莫名其妙地死去了，这是郁达夫通过作品以极端的方式在维护自己在现实夹缝中生存的尊严。

仔细阅读郁达夫的作品，你会发现郁达夫的作品受到了多种艺术风格的影响，其中西欧和俄国的“多余人”和“世纪儿”形象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很明显的痕迹。但是，郁达夫并非简单模仿“多余人”和“世纪儿”形象，而是有所超越的。因为，“郁达夫所谓的‘零余者’的含义与习惯上的‘多余人’的含义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他不是单纯的多余（superfluous）也不是一味的无用（useless），而是作家自行选择的一种反抗形式，这就是郁达夫的风格。”[2]例如在《薄奠》中，男主人公为死去的车夫定做纸车；《还乡记》中，把金钱垫在脚底

总之，郁达夫用笔下的人物来抒发对社会的不满，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反抗社会。然而，作为一位用自己微薄力量来反抗社会的“零余者”， 郁达夫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病态美。他在作品中的哀哀而泣、幽幽而说，并非无病呻吟，也没有自叙自赞的意思，他只是把自己对于社会的不满、社会的病态以及社会上人们的愚昧用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而已。但他这样毫不留情的方式显然不被世人接受，于是他的作品呈现出了一种病态，这样的病态毫无疑问与他不完整的家庭与经历有关，但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正常满足也得不到正常的排遣。在这种生活和生理都不健全的情况下，他自然不能成为健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