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和团杀洋人灭洋教问题

有的学者说义和团在反帝期间大肆滥杀洋人、毁灭洋教。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据文献史料记载一些义和团的揭帖，比如：“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欺中华黎民，神人共愤，人皆缄默。以圣吾等俱练习义和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自示之后，晓谕村庄人等：无论尔等谁庄，如有教民，急速驱逐自遵，将教堂乃伊等房屋，俱各延烧勿留。尤恐不谕而诛，吾等不忍干受其累，勿违，特示。”[2]诚如此帖，义和团逐洋寇、烧洋教、杀教民并非是盲目的，全是因为天主教和耶稣教毁谤中华神圣的文化，欺辱中华君臣百姓，致使人们义愤填膺。显然，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列强在政治上对中华的欺压。在内容上，揭帖虽然存在强烈的排外情节，但毋庸置疑义和团也是善良的，在帖中义和团表明：我们也不忍心让无辜的洋人受到连累。有人认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怎么可能不大肆屠杀洋人呢？这么认为也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不加以分析而片面下定论是不妥当的。日本学者佐原笃介有本著作叫《拳匪纪事》，此书是一本专门记述义和团杀洋灭教的书籍，据书里记载：“今限尔一礼拜内，教堂内之人，悉行离开，如敢不遵，即用术将尔各教堂房悉行拆毁，纵火焚烧，彼时悔之晚矣。”[3]这句话可以看出义和团在灭洋教问题上的态度是强硬的——若有不遵，悉行烧毁。但强硬并不代表义和团会采取极端的措施，截然相反，义和团是先礼后兵——若是自行离开就无需使用暴力手段。农民阶级的文化是匮乏的，由于缺乏一个先进的领导阶级来领导这场运动，而使这场运动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迹。再有此书中记载：“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馀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3]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则会感受到义和团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与横行的洋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义和团与洋人作为矛盾的双方必然会发生冲突与流血，而义和团所痛恨的主要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的教士教民，并没有包括无辜的洋人。据《拳乱纪闻》里记载：在义和团运动前后，他们杀了外国传教士有78人，小孩有29人。杀洋人灭洋教这一问题终归是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如果认为义和团有错，那只能说义和团在告示、揭帖等宣传物中所用的言语过于强烈的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憎恨，才导致有些学者照告示、揭帖的字面意义领会，产生了认为义和团残忍屠杀洋人等误解。

（二）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和轮船等问题

   有的人认为：义和团“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4]，因而这些人有理由认为义和团排外是一种落后的表现，不符合当时世界发展的潮流。毫无疑问，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确实存在拆毁铁路、电杆，焚毁轮船的言行举止，史料也给予了证明，如：“拆铁道、拔电杆、紧急毁坏大轮船。”[5]为什么义和团存在上述这样严重的排外现象？究其根本是反帝斗争的需要。“1900年5月，倏忽之间将河北铁桥燃烧，谓欲先断省城援兵等语。”[6]这句话说明了义和团在战略战术上的安排是烧毁铁路，欲防止清军的迅速压境，这不能与义和团盲目拆毁铁路同日而语。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先例。东汉末年，曹操为打败强于自己的袁绍，带一小队人马偷袭了袁绍的乌巢粮草并最终取得胜利。曹操为达到打败袁绍的目的，而去烧毁袁绍的粮草，这与义和团为阻止清军压境而烧毁铁路是如出一辙，我们没有责怪曹操浪费粮食的同时又怎能指责义和团拆毁铁路呢？当八国联军入京后，义和团“由京乘火车至天津，一路即将铁路拆毁......铁路桥梁亦遭毁去”[7]，这也是防止八国联军进京。由此可见，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原因是因为反帝斗争的战术需要，与反对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