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权制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仿佛已经成了一种社会习惯，而文学作品中对妓女形象的创造，更多的是成为表现男性自我以及表达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忧患意识的垫脚石，故在面对妓女时，男性都会不自觉地带上压迫与轻贱。在严歌苓的《扶桑》中，不可否认克里斯是对扶桑有感情的，但是这种感情却如此轻飘，因为在克里斯刚接触扶桑时，克里斯便想象自己是高贵的骑士，要去拯救美丽的东方女郎，并认为她身上缠绕着罪恶需要斩除，所以在克里斯与扶桑刚接触的过程中，克里斯是带着一种自我牺牲的高傲。收留宠爱扶桑、不知道扶桑是自己妻子的大勇，也是认为妻子和娼妓是有天大的差距的，娼妓不可能成为妻子。妓女之所以被社会伦理所排斥，是因为妓女站在了家庭婚姻制度的对立面。因为家庭婚姻的出现，使两性的利益息息相关而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而妓女作为家庭婚姻之外的性行为的对象，势必会因对家庭中女方的利益造成威胁而受到女性的排挤，同时因为妓女没有一个稳定的男性给予保护，也被家庭中的男性所轻贱。

在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中，结尾处妓女们代替了教会女学生们去赴难，这看似是妓女们的伟大牺牲与英勇就义，但是在这行为安排的背后，却是对妓女这另类女性的生命的歧视与践踏。在小说语言氛围的营造中，便向读者们传达出了两个对立女性形象：妓女放荡卑贱，教会女学生纯洁天真，而这种对立的评价即是教堂中的白人神甫所给予，更是传统男权社会所赋予的。妓女作为游离于社会制度边缘、被主流公众所歧视嘲笑的另类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顶替教会女学生去受难，这种牺牲行为仿佛可以洗清她们身上的罪恶，并且可以挽救代表国家希望的教会女学生，是无可非议很划算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中，除了妓女与教会女学生，还有神甫，还有男人，但是男性救不了教会女学生，唯有边缘群体的妓女才能担任其拯救的任务，看似是情势所逼、不得如此，但其实质却是对无能的男性的开脱，展示的是男权制社会主张的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保存享受过知识教育的精英女学生以及驻华外国男性神甫，牺牲被道德伦理谴责的弱势女性群体。

身体上的践踏是对妓女造成直接伤害的缘由，但是精神上的暴力也对妓女造成了二次伤害，且这种伤害远大于物理伤害，甚至是导致妓女悲剧命运的元凶。而这种精神暴力主要集中于50年代妓女改造事件及以后的生活。

经过50年代妓女改造事件后，人们消除了社会明面上的大部分妓女职业，但是因为传统伦理道德的顽强生命力，人们一边风风火火地去解放妓女，一边又秉着高高在上的解救者姿态蔑视妓女，领导者与民众们只是盲目地跟随社会形势走，一味地想要彻底根除所有与旧社会和资产阶级有关的产物，而不深刻思考如何将那些受到感染的“植物”进行修复、重焕生机。于是妓女们被蒙上了眼睛推着往前走，仿佛是马戏团小丑一般，被迫站在众人面前却被众人讥讽攻击。

苏童的《红粉》是妓女改造文学的经典之作，文中的小萼和秋仪在改造运动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却又殊途同归。小萼经过集体劳动改造，被认定拥有了一定的劳动能力而被投放到了工厂中做活，但是劳动能力的附加一没有改变小萼习惯享受富足生活的身体，二没有改变小萼的人身依附意识，所以小萼的妓女改造更像是一次劳动能力补习班，而清苦的劳动人民生活更是加剧了小萼对以往妓女生活的怀念，于是在新形势下，小萼选择了嫁人的方式来延续她对妓女生活的留恋，老浦死后便跟随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但是这份妓女的人身依附意识和当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冲突，只会给未来的小萼带来痛苦。而极具个性的秋仪选择了逃离改造运动，但是社会却更不会容下原原本本的妓女，所以老浦的母亲逼迫秋仪离开老浦家，尼姑庵的尼姑排斥秋仪的入住，秋仪的家人也与秋仪有着深厚且无法理解的隔阂，最后秋仪也只能屈服于社会所认同的出路——成为一个良妻贤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