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北朝碑刻

西晋于公元316年灭亡后，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羌、羯、氏等少数民族，也相继建立起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各族统治者间相互征伐，国家连年混战，导致社会动荡不定，人民颠沛流离，经济文化也遭受重创。直至公元439 年，拓拔魏统一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混乱的局面，史称北魏。北魏在534 年又分裂为东、西魏，后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于公元577 灭北齐，北方又重归统一。由北魏到北周，因与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个南朝政权相互对峙，史称为北朝。

相对于比较稳定的南朝政权，十六国、北朝因少数民族人主，战乱频仍，文艺相对不如东晋南朝兴盛，文学家、书画家也远不及东晋南朝壮大。与东汉时碑刻众多的现象相反，魏晋时碑刻数量较少，其原因在于东汉建安十年，曹操以天下凋敝，禁立碑。晋武帝于咸宁四年又下诏: “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此禁至齐未弛”。 以及那时的晋代士族，风流相扇，鄙弃礼法，乐于随手挥洒，因此，简札是最称心的表现形式，长于字体不大的行草与小楷。对于石刻、墓志之类,他们就不屑一顾。所以致使存世南朝时期碑刻很少。与南朝完全不同的是，北朝书体则更多的留存了汉魏古法，强调实用。到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尤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更加推行汉化，而且并无禁碑之令，因此这一时期的碑刻作品渐多。总而言之，在南北朝这一时期，碑刻上北盛于南。

北朝刻石种类较多，包括碑刻、造像题记、墓志、摩崖刻石等文字遗迹宏富,是魏碑体的典型代表,最具研究价值。在我们现在看来，北朝刻石是北朝书法的主要成就表现，就现留存的刻石数量来说，北朝碑刻是刻石的一种，较造像题记、墓志、摩崖刻石要少，初期反映出西晋书风向北魏的转化。

北朝对碑刻书法开始重视的时期，还可见于王褒赵文渊等人的史料。王褒是南朝著名书法家萧子云的内侄，学书于子云而与之齐名。“褒入北周，贵游翕然学褒书”，连北方最享盛名的书家赴文渊也只得“改习褒书”。由于社会上重视碑榜，王褒也不能不书写碑榜。《颜氏家训》说“王褒入关，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日: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耶” 北史在赵文渊之前只有书家写榜的记载，从赵文渊王褒传中，才有了写榜的记载。王褒的史料说明了南方新体推广到北方并于碑榜的情况。有地位的文人、官员也写碑了，从自发寻求碑刻书法的审美代价和正视碑刻书法的角度来讲，碑刻已起了质的转变，这同时是碑刻建造的质的转变。碑刻书法，还由过渡型变为新体，在碑刻领域里，二王新体又必然适应社会要求与工具材料的性能，变得方正整齐，并带上以刀攻石的种种特色，形成“南北融合”,最终蜕尽隶意，演变为唐碑、唐楷，完成了字体的演变，楷书全面成熟了。

2. 2.风格多样，朴拙险峻之北朝碑额

碑，一般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刻书法，既包括碑文书法，也包括碑额书法。碑额是一品碑刻的题额部分。但常常是关注碑文书法者多，关注碑额书法者甚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碑额书法也是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碑额一般镌刻该碑的全名，多为篆书体。《碑版广例》：“碑首或刻螭、虎、龙、鹤以为饰，就刳其中为圭首，或无它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圭首有字称为额，额书篆字称为篆额，书隶字称为题额。”

秦朝的刻石，无额，至汉代则最先有额。因为东汉中期以来碑刻起始流行,是以产生了大量书刻精彩的碑额,东汉碑额的光辉以后 ,到魏晋南北朝 ,环境变得复杂起来。向来笔墨与政治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为政治而服务的。北魏政权要实施王政教化，必定加以正视笔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便在洛阳西南的龙门山开始建造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的三十年间，是帝国的鼎盛时期，这时候的书法，是北魏对中国文化史的最大贡献。政治与文化的缘由直接影响了碑刻的数目和质量,碑额也如同一支晴雨表 ,反应着这个时段的碑刻命运 。整体来讲,由于禁碑政策,东晋及南朝地面碑刻的数目锐减，传世甚少。从现在考古出土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期间地下的墓志逐步成为主流石刻。碑刻的消减自然影响到碑额的数目，时断时续的建造对书丹篆额的书手和刻工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相对于碑刻的茂盛期, 逢场作戏的结果明显比不上世代传承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对古法技艺的日渐疏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额的质量开始参差不齐,即显现出各个政治时段文化与政策的变化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