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碑名 住寺僧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重修关圣庙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殿铺砌庙院碑记》 心清及其侄徒：源（绘、礼）、徒孙：广（修、積、裕、德、则）

嘉庆五年（1800年） 《陈州府告示》

嘉庆七年（1802年） 《创建春秋阁各行商抽分毫厘碑记》 广德、广裕、广積、广修及其徒弟：续（安、静、旺、定、成）、徒孙：本证

道光二年（1822年） 《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碑记》 广修及其徒弟：续（成、旺、安、明）、徒孙：本（智、悦、证、敬、祥）、曾孙：觉悟

道光二年（1822年） 《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布施抽積银钱碑记》 广修及其徒弟：续安、徒孙：本（智、证、悦、祥）、曾孙：觉悟、元孙：昌和

道光十八年（1838年） 《重修关帝庙岁積釐金记》

道光十八年（1838年） 《重修关帝庙记》 广修及其徒弟：续（成、旺、安、明）、徒孙：本（智、悦、证、敬、祥）、曾孙：觉悟、、元孙：昌和

光绪三年（1877年） 《釐金碑记》 本童及其徒侄：觉元、徒孙：昌（宝、乐、润、福）、曾孙：隆钵

光绪三年（1877年） 《山陕会馆碑记》 广（德、裕、積、修）及其徒：续（成、定、静、旺、安、和）

道光十七年（1837年） 《江南会馆重修庙序》 寂然

咸丰年间 《罗祖会公买地基文约碑》

民国九年（1920年） 《重修罗祖庙碑文》

民国年间 《积善堂文约》

由上表可知，在会馆修建之初，有“住寺僧”常驻在会馆中，世代相继，少有间断。如乾隆四十八年的《重修关圣庙诸神殿香亭钟鼓楼并照壁僧室戏房及油画诸神铺砌庙院碑记》、嘉庆七年的《创建春秋阁各行商抽分毫厘碑记》、道光二年的《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碑记》等碑刻及清朝后期的诸多山陕会馆的碑刻都有对于住寺僧清晰的介绍和记载。有些碑文还较为清晰的反映了住寺僧的世代传承，如道光二年的另外一篇碑刻《山陕会馆春秋阁院创修牌坊两廊看楼客庭工作等房铺砌甬路院落布施抽積银钱碑记》中就明确地记载了住寺僧的关系，住寺僧：广修，徒：续安，孙：本（智、证、悦、祥），曾孙：觉悟，元孙：昌和。周口关帝庙中的铁旗杆的底座铭文也有对于住寺僧的记载：住寺僧：广（德、裕、積、修），徒：续（成、定、静、旺、安、和）。以上的碑刻和铭文都是对僧人常驻周口关帝庙的有力证据，比较清楚地表明了住寺僧之间的师承关系，也可说明在清朝中后期，山陕会馆建成之后有僧人长时间居住。

   另外，还有一些和佛家有关的标志，最为明显的就是莲花座，莲花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周口关帝庙中莲花座随处可见，如许多柱子在柱础与柱身相接的地方就有莲花座，在铁旗杆上也有莲花座。除此之外，莲花在周口关帝庙中还有其他的体现形式，如在绘画、雕刻中。须弥座是安放佛像的台座，也属佛家之物。在周口关帝庙中主要集中在柱础上，周口关帝庙中的柱础较多是由台基和须弥座结合起来的。在周口关帝庙中还可以看到诸多代表佛教教义的“卍”字符号。另外，在其他方面也能看出一些佛家的特点，如僧房的设置。

以上的诸多方面均能够体现出佛文化在周口关帝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文化之所以在周口关帝庙中有着诸多的体现，一方面因为在周口关帝庙修建的时期，佛文化在中国广泛的传播。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吸收新教义、新神灵，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信仰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盛行，佛教的庙宇在各地建成。另外，山陕商人受到了佛文化的熏陶，而周口关帝庙作为山陕商人的重要集散地之一，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周口关帝庙是山陕商人修建的一处会馆，会馆最初是商务会所，除了进行贸易外还给游子和居住在外的商人提供保护，是他们的救助站和精神家园，具备一定的公益性。[3]而这些精神与佛文化中的一些内容有很高的契合性，故在周口山陕会馆中佛文化比较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