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后，围绕该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相关性研究时期、导向需求研究时期、属性议程设置研究时期、媒介议程起源研究时期、议程设置的后果研究时期。随着时间的发展，该理论不断被检验并建构起来。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介环境发生巨变，学者们也相继审视原有理论，提出新的研究视角。2014年11月，麦库姆斯、肖和韦弗三位学者将议程设置理论由原先的五个领域扩展为七个领域，议题融合和网络议程设置被列入研究范围。议题融合论认为个体有加入团体的欲望并关心团体议题，从而会寻求媒介引导获得团体信息，最终实现议题融合，该理论以受众而不是传媒为出发点。“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ed Agenda Setting，简称 NAS 理论)是麦库姆斯和他的中国弟子郭蕾博士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其核心观点为“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的议题或者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同时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

（三）议程设置理论的争议

议程设置理论的盛行也伴随着质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网络中的个体和社群有了发言的权利与机会，反而能影响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随着人们对互联网信息的接触量增加，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否仍然有效？对此，有学者认为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在逐步弱化未来甚至会消失。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判定衰退为时尚早，郭庆光认为，网络热门话题真正成为公众议题大多是在传统媒体报道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传统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减弱或消失，不如说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媒介‘议程设置’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学者们对此观点不一，但都承认传播环境的改变对议程设置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二、议程设置理论的时代危机

“《纽约时报》决定大众讨论什么的时代，已经被推特影响《纽约时报》讨论什么的时代所取代”， 随着传媒边界的淡化、公众主体意识的增强以及媒体公信力的下降，传统媒介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理论遇到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传媒业原有边界被消解

传统传媒业以大众传播为主，是由专业媒介组织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个人也能做以往由专业媒体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过去捆绑在一起的新闻生产与新闻分发也分离开来。社交媒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这些新平台借助数据资源、算法优势在信息分发方面获得比机构媒体更大的优势。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调研结果显示，26%的美国成年人从两个或更多的社交媒体中获取新闻，这一数据在2016年是18%，在2013年则是15%。 彭兰认为，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淡化了传统传媒业的边界，并推动了传媒业生态的重构，“过去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传媒生态，已经有多种新力量 (如自媒体、互联网公司等) 进入，而这些新力量并非可有可无的配角，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传统媒体话语权力削弱，也带来新的市场格局。”  

（二）公众主体意识增强

社交媒体因其具有的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和连通性等特点史无前例地联结了被“激活的个体”，“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成为了主动获取信息并对信息有各种各样要求的“用户”，公众的主体意识也随传播权力的下放逐渐增强。他们不再是“应声而倒”的受众，面对媒体的报道，都会保持警惕。2018年1月末，澎湃新闻和新京报两家媒体便因汤兰兰案的报道引起公众不满。媒体方认为对该案的报道是在促使司法部门重视可能存在冤假错案，而公众并不买账，认定媒体泄露受害者户籍信息且声称要寻找受害者为当年的性侵案翻案是可耻可恨的行径，两家媒体的记者更是被网友人肉辱骂。与此同时，反对寻找汤兰兰的声音也泉涌而出，《唯一不重要的，就是寻找汤兰兰》、《汤兰兰案，澎湃做错了什么？》等文章纷纷声讨媒体的做法。诸如此类的新闻事件表明，在公众主体性增强的状况下，专业媒体为公众设置议题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