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总能用形象的语言让读者对人物的外貌产生一个立体的想象。例如《山药粥》中“且说这位五品，实在其貌不扬。首先，身材矮小。其次，红鼻头，八字眼。嘴上的胡须，不必说，稀稀拉拉。瘦瘦的脸颊，显得下巴格外的尖。”[2]通过这一系列的语言描写，首先一个丑陋的面貌就出现在读者的脑海里。除此之外，对五品的衣着的描写更让人对五品加深印象，例如“那顶瘪塌塌的走了样的京式乌帽，一直到脚下那双快要磨破的草屐。”[3]更是从侧面透露五品的身份，最后又从五品的语言描写揭示五品的人物性格，这样一个完整有立体的五品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故事情节的展开做了很好的铺垫。芥川的短篇通常都是很短的段落，都是以很简洁的语言就结束段落。简单的语言，虽然笔墨不多，却在整个篇章都显示芥川的高超文采，仔细品读，给人回味无穷。在芥川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不简单的故事，对于人性的善与恶，国家的兴与亡，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小说语言虽然大都是阴冷语调，却不是负能量的阴郁，在嘲讽人的时候用语总能幽默的引人发笑，一本正经。

二、人物形象的特征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不仅有平民、圣徒，更有艺术家和中国人等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在充满灾难现实社会及弱肉强食压迫下生存着的平民如《罗生门》的家丁，作者借用他们来表达现实生活的步履维艰，更是深刻披露了人性中的自私点，芥川把他们描写的如同动物一般，人性的确实和生存艰难是这些平民的共同点。芥川短篇中有着这样一类利己主义人群，他们凡事都从极其自私的个人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追逐地位、名利和享受，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思想、行为的原则和道德评价的标准。无论是从旁观者还是从他们自身而言，都有着这种利己心理，人性的丑恶可见一斑。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角落，一方面表层来看似乎有着道德在约束，而真实的内心往往都寄居着一个恶魔，这正是与大正时代的个人主义呼应，更是人性的自我。芥川描写的这种形象在我们现代社会也不泛存在，金钱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的攀比，青少年的各种自我为中心，都是我们现代社会下所需要做出改变和反思的方向。

芥川笔下的艺术家形象如马琴，他们都是内心追求着纯粹的艺术，作者借用他们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在此时的创作时期正处于日本的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众所周知，政治与文学不分家，社会动荡必然会影响思想界。而此时芥川描绘的这类艺术家，也同样遇到了自己的困难期，文学与政治无法调和的矛盾，如果文学服从于政治，那么就会失去艺术原有的纯粹，而这类艺术家因坚持自己的艺术至上被众人谴责。但他们并不随波逐流，为迎合大众而创作失味的艺术，甚至为了艺术牺牲家人和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并不追求艺术即为人生。这类人更是芥川自己对于艺术的追求的影像，艺术至上是一种极端的唯美主义，除了艺术自身，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在这类艺术家中芥川描写的马琴比之良秀更是略胜一筹，“马琴最后超越了“爱僧”的艺术追求，马琴在众多选择中选取了艺术，而良秀纵然不惜一切,实现了他艺术的境界，却仍然摆脱不了世俗带来的羁绊。”[3]

“芥川短篇还有另一种较为特殊的形象‘圣徒’，我们可以通过芥川在作品中对‘圣徒’形象的研究，更好的把握芥川与基督宗教文化之间的联系。“用比较文学中变异学的观点来看待这类形象可以称之为‘圣愚’，由于宗教熏陶到艺术殉道。”[4]在当时的日本历史上基督教经常会发生殉教的事情。芥川描写的罗连卓、雷普洛保斯他们生性愚钝却拥有着纯洁的灵魂，他们一直都在人生之路苦苦追寻和坚持，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证明对基督教的忠诚。正如“罗连卓最后的赴死，不仅是对于自身清白的展示，也是对于人性中的精神贫瘠的超越，这样的形象更是对于《圣经》中的玛利亚形象诚实地继承、体现。”[5]芥川龙对于他们的信仰表示赞扬和肯定的态度，怀着辩证和复杂的认知去看待罗连卓的殉教，另一方面表现出对基督教的讽刺和批判，却又夹杂着怜悯和同情。芥川借用“圣徒”和“圣愚”形象表达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