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身世较为坎坷，母亲发疯之后被舅父收养，其养父家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这样的条件使芥川从小就能接受很好的教育。他但是由于其在中小学时代就接触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其中不乏中国名著，因此他的许多短篇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中国元素。芥川“拥有卓越的记忆力，博古通今，不但有着很高的英文素养，而且对汉文化的造诣在同时期的作家里也是屈指可数，在汉诗和徘句方面有很高的修养。”[6]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东西文化的碰撞。

芥川龙之介前期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个性非常鲜明的中国人形象，例如《黄粱梦》和《酒虫》等等，这些题材大都取于中国的历史典籍和古典文学，因此他对于中国的认知都来于中国历史典籍和古典文学，于是他借助作品构建了乌托邦的中国人形象，维护关于中国人的美好形象。他把自己探求人生积极意义与人性思考的结果都加注里面，表达他对于人生和人性的向往。在《杜子春》中虽然借用唐小说的人物，但是在整体上是芥川自己创作的。从文化差异来看，中国原来的典故中是“仙才之难得”[7]的主题而改写为自己肯定的“心”和“情”为主题，把自己心灵的问题呈现出来。对于芥川来讲中讲，中国古典名著为他的文学世界拓展了眼界。

三、叙事和情节特色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的叙事是其艺术特色的一大亮点，其叙事的故事性主要表现在作品中的标题以及情节和承接的巧妙运用。例如“某某纪事、某某旧事和某某故事等等，这些小说的题目直接就点明了作品本身的故事性；再有某某的一天、某某的半生、某某的一生则用带有这种时间跨度的词向读者讲述其叙事的属性；除此之外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则是来自某某的来信和某某的一封信这种类型，并且使读者更加期待着接下来的发展。”[8]芥川龙之介让本身就具有故事性的传说和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情节也更加曲折，人物形象愈加丰满。芥川龙之介在其创作中，熟练的运用承接和过渡这两种手法，不仅脱离了时间的限制，更是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方式，并且结合补叙、倒叙等多种叙述手法，增强了故事性，最终使故事叙述的更加曲折生动，深化了文本的故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