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是国家富强之原。近代西方社会，依赖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则由于封闭迂腐的政策使得国家远远掉队于天下之潮流。对此，严复主要在治学目的、内容，价值取向，思维方法等方面对中西学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并严厉批判了中国的传统学术。严复认为想要挽救我国于危难就必须注重民智，就应当改变我国传统学术地位，其方法就是设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各个优秀的方面。因此严复致力于引进西学，他大力翻译了一系列西方理论著作，较著名的有《天演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等等。严复大力传播了许多西方理论，为中国人民了解西方世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改变传统学术学习西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中国近代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民德的实质是改造国民劣根性。严复分析，中国人缺乏爱国责任感，离心离德，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是其根本原因。他敏锐洞察到中国专制政治的实质，指出“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3]因此，严复认为，要施行新民德，关键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力主宪政，使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得到平衡。而实现的道路则是通过“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4]即交还主权于公民，让人民平等自由参政以增强国家凝聚力。

（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价值与贡献

在“鼓民力”思想的影响下，吸引了许多像梁启超、徐勤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力”的关注与支持，戊戌变法后，国内更是建立了不少戒大烟会、禁缠足会等，在严复的号召下，中国近代开始了对尚武精神的重视与肯定，在他的努力下，体育更是被纳入了学校的教育计划之中。1906年，“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5]被清政府宣布为官方教育宗旨，可见，严复“鼓民力”思想对中国近代启蒙的影响之大。

建立新式学堂，翻译名家西学理论，传播西方学术思想，是严复开展“开民智”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严复等人的努力之下，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竟不断发展建设有一百多所，戊戌变法以后，更是有大量学者从考取科举转而走向学习西方新式教育的道路，这使得新式学堂的规模与数量在不断增加。

“新民德”对近代中国是思想启蒙的冲击很大，这个观点的提出得到了许多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与思考。其中以梁启超为例，他所撰写的《新民说》就是根据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提倡与总结。此外，还有许多者也把重心开始放到“民德”问题上来。例如孙中山先生主张把教育的目标放在造就国民人格上，李大钊对中华民族衰败大权旁落的原因归结为“民德之衰，民力之薄”[6]，鲁迅在观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之后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等，这些都是因为受到严复“新民德”思想的启发。

二、严复的宪政思想

在近代中国屡次战败的刺激下，严复转而用翻译和出版西方文献、撰写文章来抒发政治己见，释放悲愤之情。在政治主张上，他一贯反对中国封建的专制体制，积极传播西方政治学理论，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时他也反对使用暴力进行。因此，他是中国君宪救国论的主要代表人之一。

（一）抨击专制政治

严复曾介绍过亚里士多德、斯宾塞等人的政治理论，他还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等重要著作。其中严复先生非常认同西莱的《政治科学导论》。

出于对中国封建专制的痛恨与对暴民政治的担心，严复不太认同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观点，提出了自己对君主与专制的看法。他推崇以自由民权代替少数人独掌国家最高政权的英式君主立宪为理想政体。同孟德斯鸠政体学说相比，严复的政体思想要先进得多。他提出变革近代中国的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的政治思想对中国近代造成了强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