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清醒的认识到，在封建制度下，中国的臣民与君主之间，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人格上都是极度不平衡的。他认为在这种专制结构下的不平等是中国积贫积弱、亡国灭种的根源。因此，他仔细向国人剖析了中国专制在各方面的不平等性。在经济上，严复比较了中西社会在征税制度上的根本区别，他敏锐地意识到，欧洲社会的民权之大，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暴力的君主想要征税都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反观中国，则如韩愈所云“民不出租赋，则诛而已。”[7]另外，严复还揭露了中西社会在征税用途上存在的根本差异：欧洲赋税主要用于交通、水利等公共事业，而中国赋税则多用于统治者的奢侈享乐。为此，严复对清政府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他愤怒的写到：“盖政府无责云者，专制政府，惟所欲为...”。[8]在政治上，对中国历史上延绵不断的清官思想，严复揭示了其在面纱下包藏的专制内核，他尖锐地指出清官思想的“父母政府”就是穆勒所批判的专制政府，“父母政府”的本质就是君尊臣卑，并进而分析了清官思想的本质是剥夺自由民权，禁锢民智。他还结合中国古代史实，指出这种专制政治在根本上是祸国殃民、使社会倒退。严复对中国的专制权术也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例如他认为以商鞅等为代表的法家学说虽有救国之用，但最后亡国杀身的结果却证明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学说；他还抨击李斯的《论督责书》中的帝王权术乃是专制之极致等等，在这里就不详细列举说明了。

总之，严复对专制政体的否定是坚定不移的，他始终以西学理论为武器，以自由民权为主旨，向国人宣传以反抗中国封建的专制政权。他广泛翻译西方相关文献，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自己犀利、细致的解剖，其深度与广度在近代中国十分罕见，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二）君主立宪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俄国的战败，不仅激发了俄国人民对立宪的请求，也深深刺激了全中国上下。此时，国内的有识之士敦促清政府以俄国的失败为借鉴应尽快实行君主立宪。为防止国内暴力的清政府，此时不得不表示出欲采纳立宪的意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严复积极投入了立宪运动，他努力通过各种形式来鼓吹立宪。他根据西莱《政治科学导论》所编译出版的《政治讲义》就是立宪运动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此外，他还陆续翻译发表了《法意》部分内容、《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续论英国宪政两权未尝分立》等相关论文。成为立宪运动的领袖人物。

严复认为立宪对西方国家的强大起到了根本的作用，从他说“英国以富为强者，三四百祀于兹矣。非富为强也，实以立宪之美而为强也。惟美、惟法、惟德莫不强者，而皆立宪而后有此。”[9]便可见其观点。他翻译了《原富》、《法意》等著作，在其中强调了立宪国家在战争中具有筹集军费能力、军队战斗力强大等特点，以此来呼吁近代中国效法实行君主立宪。他还提出俄国战败于日本是专制政治的恶果的结论，并对此进行反复论证，再次证明制度是对国家兴亡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最后，他以《天演论》里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天演规律的角度，敦促清政府改变专制主义，转而立宪。他说，清政府如能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君主立宪，或许还能在二三十年间赶上西洋，如若继续封建专制必将引发暴力，拉大我国与西方之差距。

（三）反对共和

在辛亥前，严复在积极参与立宪运动的同时是坚决反对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他在1902年发表的《主客平义》中谈到，中国数千年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的民众思想观念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强行定会导致人民之间因政见不合而产生流血事件，最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此外，他也发表过众多文章阐述自己对反对暴力，吸取西方教训等观点。1905年，严复曾在拜见孙中山先生时表示过，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改良而不是的主张。辛亥爆发后，严复更是对武昌、长沙等地失守不满，反对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乃至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仍念念不忘君主立宪而排斥共和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