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的发展于元明延续。元至二十三年（1236年），潭州学正郡人刘必大主持重建规模宏大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以崭新昂扬的姿态傲立于世间。岳麓书院仍保持了宋代旧有的规制，在教育上坚持了私学化的书院传统，而且它不同于一般官学化的以科举为业的书院。岳麓书院在元代仍享誉海内，因其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成为元代政府扩大书院的榜样。进入明代，政府提倡官学，提倡科举，在那时文臣都是通过科举选拔而出，没有经过科举就不能入朝为官，并将科举与官学紧密相连，参加科举必出于官学学校。因此士人学子都争相去官学考科举博取功名，导致书院异常清冷。岳麓书院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在沉寂中酝酿着崛起。书院废弃六十余年至宣德年间慢慢恢复。正德二年（1507年），守道吴世忠率领府、卫、县官员及师生对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向扩建，下令拆毁被视为“淫祠”的道林寺，将木石砖瓦搬回书院，充作书院的扩建材料，调整了书院的建构，体现了书院与麓山地势、风景的有机结合，突出书院的中心地位，为以后文教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从此之后王阳明及他的弟子，再传弟子都相继来书院讲授心学，另外还有东林学派高世泰也来书院传播理学。自由讲学的风气使各学派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并相互促进，使岳麓书院在明代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岳麓书院的发展于清代再兴。清初，政府对书院进行抑制，到康熙、雍正时期一改清朝昔日作风，对书院进行重建，并御赐书院匾额及图书。乾隆皇帝也御赐“道南正脉”四个字，这是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思想重要地位的充分肯定。清代对待书院是由初年的抑制到积极的扶持和控制的过程，也是使书院走向官学化的过程，这样使政府能够全面地把控书院的发展方向。虽然官学化使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受到一定的损害，但是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书院得到一派繁荣景象。岳麓书院能紧跟历史潮流，增添新学，学习西学，使书院紧跟时代步伐没被时代所抛弃。

晚清之后，岳麓书院面临着学制改革，逐步从岳麓书院到湖南高等学堂，再到湖南高等师范学院，进而发展成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最终形成于湖南大学的学制变革与更替，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学制转变。这充分说明了岳麓书院能始终跟随时代的步伐，能够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

二、岳麓书院的办学特色

（一）人文丰厚的办学环境

岳麓书院的办学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文气息，它虽然不是官学却多有地方官员和政府的支持。对岳麓书院的支持主要表现为政府授以“公田”、赠以匾额、皇帝赠书及地方政府奉令为书院购书等等。[2]北宋咸丰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开始扩建书院，在书院中开设讲堂、创置礼殿、开辟水田，并于两年后得到朝廷赐书。周式任山长时，书院生徒增多，请求太守刘师扩建书院斋舍，宋真宗并御赐匾额“岳麓书院”。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他表示要以教为重，振兴书院教育，颁布了“朱子书院教条”，宋理宗并御赐匾额。康熙二十六年，皇帝御赐书院“学达性天”的匾额，并将《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遣送至岳麓。雍正十一年，官方出资帑金五百两，明令规定作为书院的办学之资。乾隆九年，书院得到了“道南正脉”的御赐匾额。政府对书院的支持多表现为赠书赐匾，地方官员则表现为兴复扩建。岳麓书院不仅有朝廷和政府官员的支持，还有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岳麓书院不是官学，对学生的入学要求没有像官学那么严格，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平民子弟读书上学的需要，因此社会各界人士也都纷纷支持这份有利于民众的事业。比如明朝时期岳麓书院以个人名誉捐赠的学田数量仅仅低于地方政府的捐赠数量，“私人捐助次之占有14.7％”。[3]不是只有授公田，社会民众也会赠送书来支持书院，“由于各方人士的关心，至同治七年花不到十六年的时间内，岳麓藏书又达到一万四千余卷，超过了嘉庆末年的数量，其中九千三百余卷是官绅士民捐置的，占总数的65.9％”。[4]政府和民众大多是通过授公田、赠送书来支持岳麓书院的办学事业，在人文历史丰厚的办学环境下，岳麓书院才能够薪火相传，弦歌不绝，是中国史上唯一一个被称为“千年学府”的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