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接到圣旨的人大都没有忘记戊戌政变的惨痛教训。长期在官场摸爬滚打的清廷重臣都首先想着明哲保身，以至在观望，不敢出头。变法诏书的颁布，虽有从西安承诺变法到北京宣布变法的短时间酝酿，但没有商鞅徙木立信之类的举措，仅凭借一纸诏书，实在让人难以确信清政府变法的决心。其次，清廷大臣大都是接受传统教育的，在一个顽固派势力强大的统治集团中，很少有人能洞观世界之变局。况且这些官吏，大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很少有能折节向学，抛弃自己的天朝上国的观念，甘心“屈膝”学洋。他们这些人是否能支持变法暂且不说，即便支持也不一定有这种能在短时间内提出全面改革方略的能力。但是，同样是接受传统教育的袁世凯却敢为天下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响应光绪皇帝变法诏书，上奏折请立新政。袁世凯于1901年的4月25日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提出了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辩名实、裕度支、修武备的十项主张。奏折所陈改革措施，涉及领域广泛，并且策略循序渐进、步步为营，比较切实可行。

这年身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年仅42岁，春秋正盛。他早年跟随吴长庆赴朝鲜办差，亲身感受到古老落后的中国与先进强大的西方列强之间的差距，深谙外交，热心洋务。又收纳了一群新式人才充当幕僚，他不仅早就有改革的想法，而且还具备提出全面改革方略的实力。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学习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学习思想的过程。那么，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决定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则可以看做是这场改革变法的深化。袁世凯在新政中推动清朝政府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全力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则正是其对新政深化所做努力的重要体现。

（二）全力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

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落下帷幕，沙皇俄国的惨败，把政治立宪这一话题迅速搬上了国人的政治餐桌。一时间，国内“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2]这年七月，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又为了挽救危局，加上袁世凯等支持立宪政治的督抚大臣上奏施压，清廷同意并选派比较得力的王公大臣分赴外国考察。鉴于这样的情形，朝廷便派出了以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为代表的考察团奔赴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参观学习。但是，在1905年9月，正当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从正阳门车站上车出发的时候，爆发了由党人吴樾所策划的刺杀事件，载泽和绍英在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故中，不幸受伤，出洋考察政治的活动不得不推迟进行。刺杀事件发生后，袁世凯立即奏请清政府，在中央设立巡警部，并从保定，天津调派军警千余人，迅速稳定了北京的治安。

1905年12月11日，清朝统治者再次组织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出发了。鉴于上次教训，清廷对这次行动非常重视，袁世凯所调配的军警担任了此次行动的保卫工作，确保了五大臣的安全，使之顺利出洋考察。此外，清朝末年，财政不兴，每年又要应付大量的战争赔款，朝廷的日子本来就捉襟见肘，五大臣出洋又需要很大一笔经费。于是,袁世凯从直隶府库中拨银10万两，资助出洋考察政治的考察团。从上奏建议改革政治，到护送五大臣顺利出洋考察，再到筹措考察经费，袁世凯的活动对清末新政的深化具有推进作用。

袁世凯积极倡导清末新政。首先他率先响应光绪皇帝变法诏书，上奏折请开新政，并且提出了周全有序的改革方案。其次袁世凯积极上奏建议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又周密部署护卫五大臣出行，并为之筹措考察经费。清末新政的开展，虽然是时代的使然，形势的所迫，但是袁世凯的活动对这场新政却有着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