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宋时名扬天下的应天府书院

北宋建立后，初步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长期混乱局面，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应天府人曹诚在南都学社的旧址上建学舍150间，藏书1500多卷，并把它献给朝廷，宋真宗赐名为“应天府书院”。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改书院为府学，拨田十顷作为教学经费，至此，应天府书院完全被改造为地方官学。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又把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又高于一般的地方官学，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国子监鼎足而立。后经过晏殊﹑范仲淹的推广，应天府书院达到鼎盛时期，为北宋政府培养了许多人才。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中央政府迁都临安，建立南宋。应天府书院被毁于战火之中，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就读于书院的文人也纷纷南迁，到南宋时已鲜有对应天府书院的记载了。

（三）元﹑明﹑清时期应天府书院的流变与消亡

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利用汉族比较先进的文化教育缓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所以非常提倡书院的建立和恢复，故而促进了元朝书院的繁荣发展。应天府书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在旧址上重建，并改名为睢阳书院。

明朝的应天府书院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再到衰败的历程。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官学教育，官学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书院却沉寂了近百年的时间。明朝中期，官学已成为科举的附庸，程朱理学也已沦落为思想僵化的官方哲学，一批拯救时弊的士人纷纷复兴书院﹑授课讲学，应天府书院也得以振兴。明朝书院随讲学而复兴，但也由于讲学招致了四次禁毁，特别是第三次张居正禁毁，史载：“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先是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褫职。而是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特恶之，尽改各省书院为公廨，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明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堪，应天府书院也历经多次兴废,并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毁于战乱。

清朝初期，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害怕书院聚徒讲学批评时政，开社会自由风气，于是百般阻挠，应天府书院也处于荒废的状态，康乾时期，统治者转变了对书院的态度，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支持书院的发展，历任应天知府也都重视书院的教化作用，请来名师执教。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书院改制，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改为中学堂，各州县改为小学堂，应天府书院也被改为归德府中学，从此结束了它千年的历史。

二、应天府书院的办学特色

（一）书院的组织与管理

应天府书院是一所典型官资民办的书院，在办学之初，组织很简单。书院的创办者也是书院的主讲者，一般没有其他机构和管理人员，后来应天府书院培养的及第者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士人络绎不绝，政府也加大了对书院的投资与管理，此时书院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当初的创办者也要接受诏命。主讲﹑助教﹑说书﹑讲授官皆由朝廷统一分配，负责传道授业解惑。随着书院的机构日益完善，书院的职事也日益增多，除了上述列举的之外，还有负责书院杂役的看守﹑斋夫﹑更夫等等。总之，应天府书院的组织是比较简单的，管理人员相对也少，而且优秀的学生也会参与管理，这些都保证了书院教学活动正常有序的进行。

书院的教学活动﹑学术活动等正常运行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来支撑，而书院的经费管理，也反映了书院组织制度上的一些特点。最初，应天府书院是私人聚徒讲学的地方，它的经费主要是来自于地方乡绅的捐赠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例如，在杨悫和戚同文主持书院时，都受到过将军赵直的礼遇，应天府人曹诚也出资捐书以重修书院。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十二月，政府又“诏免应天府书院地基税钱。”[]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改书院为府学，给田十顷作为教学经费，至此，应天府书院完全被改造为地方官学。书院经费的支出则以教学和学术活动为主，其他杂项开支所占的比重很小，从中也可以看出书院的规模和组织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