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工方言退化现象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是方言语用退化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通话的广泛应用给予了普通话的优势地位，也使得方言处于从属地位。地域方言在融入普通话的进程中，语言会产生“迁移”。迁移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概念，但此处的迁移明显不属于第二语言习得范畴中的迁移。此处的“语言迁移”也可以分为两种：方言向普通话转变的正迁移；普通话混入方言的负迁移，形成方言和普通话的混用。不管是正迁移还是负迁移，迁移的结果并不妨碍迁移以前的语言语用能力，都会使得方言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退化。在于大众传播的媒介中，从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用对比中可以发现，农民工处于语言语用表达的弱势地位，其方言向普通话转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二、农民工“中介语”语言现象

（一）农民工“中介语”语言现象

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存在一种“中介语”现象，即方言、普通话、地域普通话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类似于Nemser(1971)和Corder(1971)提出的早期中介语概念所描述的语言使用情况。“Nemser(1971)使用了近似系统来指学习者的语言体系；而Corder(1971)则使用了个人语言这一术语突出学习者语言语用的独特性。”[3]结合农民工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的语言在朝着普通话的方向发展，但是受到自身方言特点的影响，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发展相对于城市人群的普通话水平较低。

（二）农民工“中介语”现象的成因

农民工“中介语”语言现象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受到地域方言、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地域方言是主要原因，社会环境为次要原因，个体因素所起作用最小。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农民工“中介语”语言现象。

2.1地域方言的影响

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构建起来的，语音是基础、词汇是建筑材料、语法是结构规律。地域方言的差别，突出地表现在语音方面，词汇上也有不少差别，语法的差别相对比较小。[4]在方言到民族共同语之间的过渡中，语音、词汇、语法在方言中的使用规律限制着方言向民族共同语的过渡，起着阻碍作用。为什么会起阻碍作用呢?一方面是因为语用的简洁性和便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情感作用在作怪（详请见第四、语言对情感的作用）。关于第一个方面的例子，网络上有一段视频，讲述的是一个持四川方言的母亲在学习英语，但是不知道那些句子什么意思，便去询问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而孩子每次回答完都会被母亲责骂。对话情形如下：[5]

举例或稍显不当，但能够发现方言是地域语言社团交际的常用选项，且语言语用选择在向普通话进行过渡。使用占比是相当高的。这是因为，方言的语音系统会本能的刺激大脑进行反馈，对所需要的词汇信息进行搜索，最后以符合方言语法的情况下进行语用输出。

2.2社会环境的限制

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它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2]语言也必须在社会交际中才有意义。但是，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环境决定了其社会交际范畴过多的限制于方言环境。夏历(2009)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和“家人、朋友”交谈时家乡话使用频率很高，分别是75.4%和60.97%，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较低，均在20%以下；而在与社交距离较远的人员进行聊天时，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均在60%—90%之间。[6]该调查直接表明了交际环境对农民工语言选择起支配作用。当前，普通话的交际地位在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交际中占据着主宰，而方言则在社交距离较近的友人之间形成次交际中心。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形成的互补关系构成了整个社会的言语交流中介。从而，在整体的语言交际中，社会因素的决定作用主导着语言的选择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