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在其作品《陶渊明传论》中运用大篇幅去描述陶渊明的一生和作品。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感受体验，从而就会有那个时期独特的感情流露，所以李长之对陶渊明各个阶段的作品融会贯通，相互串联，展现给世人一个发展变化完整的陶渊明形象。说起陶渊明，我们一般会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一位向往桃花源世界的隐人逸士的形象。对胡适和梁启超来说，陶渊明则是自然的代名词，以上两位国学大家的观点也较能代表魏晋时期文人们对陶渊明的普遍印象。但这只是陶渊明一生中的一部分，而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所以在李长之的眼里陶渊明是矛盾的，是孤独的。矛盾是指他作为被儒家思想教导的世家子弟，虽说已“弱年逢家乏”，但不影响他对未来的向往之情。“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2]（《拟古》）如此表现他的壮志豪情。然而陶渊明本性中又透露出一种自然淳朴的田园风情，从而形成他的早年。那个时期独特的历史现象也就决定了陶渊明的处境是艰难的，如同当时绝大部分的老百姓一样。他因穷而仕，却又因不痛快而退隐，而十几年的生活磨砺使他一直矛盾着，想要回归田园，获得自由，而又不得不进入仕途中辗转奔波。经历了几度使都、还家，他终于疲倦了，看透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彻底的隐退，回归田园“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意。怨天日梦想，安得久离析”[2]，所以陶渊明大概是退休了。直到一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归去来兮辞》的诞生，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辞官而归的作品。从而也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了一个新阶段，随后二十年的躬耕生活，成为陶渊明人生的主要经历，针对陶渊明的遗嘱《与子俨等疏》对自己的描述，李长之曾这样总结陶渊明的一生：“其中说的自己的个性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说到自己的经历是，‘少儿穷苦，每以家敝，东西游走’；说到自己的得意生活是，‘少学琴书，偶爱闲静自谓是皇上人’。很旷达，也很头巾气，这正是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