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首诗中，苏轼以为陶不贫在于有师旷与离娄的功能。苏轼首先将陶渊明比作师旷、离娄，目的是为了肯定陶渊明能从高远处统摄天人关系，能将自己的“贫”安放在高远的背景之中与体证。随后苏轼还推出了孔融与之作比较，孔融只能进不能退，只知执意不知逍遥，故遭杀身之祸，正好与陶渊明相反。

从第五首诗开始，苏轼将思路转向自己，从朝廷内写到朝廷外，朝廷之内“遥怜退朝人，糕酒出大官”。朝廷之外“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对照之中，孰贫孰富，苏轼认为自己委实困惑。因此苏轼云自己当下“贫居真可叹，二事长相关”。“二事”无疑是对进退、出处的把握与感悟，在苏轼看来是一个士人于贫困之中最易激发起来的，所谓贫者就是由此导致内心的矛盾，换言之，作为一个以儒充实内心的士人，其贫在于对此“二事”的困惑。

第六首诗中，苏轼以自己与老詹间的交往情景来感悟渊明在贫困之中向生命真实的回归，隐喻一个士人的贫应怎样去摆脱。这应该是第五首诗的继续。

第七首诗换了一个角度来谈“贫”。在此诗中苏轼有感于自己贫于流离，以质朴的语言将自己的惭愧示子，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旷世苍茫，苏轼云，对于诸子，我仅做到“我独遗以安。”至于安在何处？通过“买田带修竹，筑室依清流”表明的是自己应首先逍遥起来，其内涵是将超越内在于自己，内在于自然。

总之，《和陶贫士七首》是苏轼在惠州重阳节的时候所作，里面包含了很多实际生活的内容，与陶渊明在非常贫困的时候所写的《咏贫士七首》极为切近，可以说，当苏轼的现实境遇与陶渊明当年的经历遭遇相似时，他与陶渊明之间在思想上应该说是相通的，在精神上是契合的，但与此同时，苏轼并不是完全地模拟陶诗，他更多的强调是一种适意，这里的适指的并非物质上的满足，实际上指的是精神上的怡然和安宁，充分体现了苏轼达观的人生态度。

二、苏轼《和陶咏贫士》与陶诗原作对待生死态度之异同

陶渊明在苏轼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说陶渊明就是苏轼的精神支柱，苏轼总是通过陶渊明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因此，苏轼眼中的陶渊明是超越生死、超凡脱俗的。在两者的诗中对于这一思想都有体现，另外，两者都带有达观的精神风貌，比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苏轼云：“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持酒未举杯，丧我固忘尔。倒床自甘寝，不择菅与绮。”

所不同的是苏轼心目中对陶渊明所推崇的那般超越生死与陶渊明实际不一致，可以说苏轼对陶渊明的赞同带有丰满化的倾向。陶渊明《咏贫士》的第五首写到“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这里虽然说的是阮公、袁安两人情况的，但是也可以用来说是诗人自己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内心里对待安贫和求富仍然存在着斗争，这也足以证明他并没有超越生死。但为什么苏轼要将陶如此理想化呢？通过《和陶咏贫士》云：“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可以看出苏轼一方面在追求精神解脱，另一方面在历史人物中追寻精神伴侣。而陶渊明就是苏轼所要找的那个人，没有谁比陶更适合成为苏轼的理想化身。

总之，苏轼在追求超越生死这种人生境界时，把陶当作了取得此种境界的最佳人格，并且通过“和陶诗”的创作来近一步达到这种境地。当然，研读苏轼的“和陶诗”不难发现，苏轼在追求解脱方面更为彻底，在超越生死、超脱世俗上取得了更高层次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