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神仙道化剧的产生和元杂剧的兴盛必然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元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全真教的流行有关。首先我们来谈谈元代统治者对待汉人知识分子及儒子思想的态度。在元朝，蒙古族作为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实行的世袭统治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性，而这种制度也深深影响着出身低微的汉族儒士。尽管这个时期元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也实行了科举制，有时也注意启用汉族儒士。但是这种科举制存在着诸多对汉族士子的不利因素。比如元代统治者把元朝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蒙古族最为尊贵，而汉人和南人是受歧视的。在科举中名额的划分也是按照这四等均分，这其实是对占大多数的汉族士子是不公平的。元朝汉人知识分子是受到压制的，知识分子感到求仕无门，所以情绪悲观、消极，只得在杂剧中发泄自己、解脱自己，所以道教的玄妙思想、神仙境界、逍遥精神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出路”。此外，尽管元代汉族士子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但是汉民族的儒家思想在元代社会仍占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其对元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有很大的影响，也促进了元代神仙道化剧的兴盛。

神仙道化剧的繁荣除了与统治者的政治制度有关之外，还与创作人群的创作动机、观赏人群的阅读需求有关。文人知识分子在看透元朝不公平的政治政策之后，有许多人就产生了隐逸思想，在道教思想中寻得看淡一切、逍遥生活的“志向”。谈及文人知识分子的创作动机，就是想通过创作神仙道化剧来宣泄自己的情绪、暂时摆脱现状、寻求心理安慰。谈及观赏人群的阅读需求，让人不得不想到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作家通过文学文本与读者产生关系，而读者（观众）的需求与作家的创作有必然联系。元朝时期，由于统治制度，汉人处于最底层，许多汉人生活窘迫，社会矛盾尖锐。许多老百姓的怒火无处发泄，只能借助于文学艺术方式，若在其中他们寻得与自己相同的遭遇、相同的感慨，他们就会产生共鸣，将内心中的不平寄托与其中。因此，文人知识分子在创作神仙道化剧的同时也会考虑老百姓的心理需求。

二、元代前后期神仙道化剧的嬗变

（一）元代前期神仙道化剧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郑振铎先生所说：“（神仙道化剧）结局是个大团圆,然而写着不得志的情景”,“似乎都是不得志的,聊以遗世孤高为快意的写法”。[1]由此可知，元代的神仙道化剧并不是如名字一般，仅仅宣传道教思想、求仙问药，其中真正体现的是文人作家的情感世界以及审美趣味，是他们发泄自己、关注现实人生的表现。这在元代前期的神仙道化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元代前期神仙道化剧的代表是马致远，他的作品有《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黄粱梦》等等。其中不仅反映出道教的清静无为、逍遥自由、远离尘世、隐居山林的思想，而且还表露了当时文人痛苦的心理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陈抟高卧》这个故事分析的不够深刻主要讲的是五代十国的时候，神仙陈抟到凡间去隐居修炼。赵玄朗和郑恩两人是好兄弟，他们有鸿鹄之志、饱读诗书、待人和善。有一天，他们到竹桥边找到了正在卖卦的陈抟先生，向他买了一卦。陈抟说他俩人：“你是南方赤帝子，上应北极紫微星”，意思是二人皆有帝王、为官富贵之相。后来，三人分开，陈抟继续隐居华山，每日炼药醉酒，十分快活。后来赵玄朗当上了皇帝，就邀请陈抟来宫中居住。但陈抟拒绝了赵玄朗封的官职、也拒绝了郑恩送来的美女，陈抟的潜心修道、不爱美色、淡泊名利让他二人十分佩服，最后陈抟又回到华山继续修道。读完这个故事，陈抟的不求功名利禄、不贪富贵、不贪美色的高风亮节的精神实在让人佩服；而作者写这个故事似乎也在告诉人们，抛弃凡尘一切，融入大自然之中，才是真正的逍遥快活。但是再仔细阅读剧本，就可以发现陈抟并不是完全看淡一切、没有出世之心的，比如：开头他说“这五代史里胡厮杀、不曾住程，休则管埋名隐姓，却教谁救那苦恹恹天下生灵？”就直接道出了他下凡的目的是不忍苍生生灵涂炭，想点拨有能力之人早早结束这乱世，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在皇帝赵玄朗想给他封官职的时候，他说：“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这说明他懂得君臣之礼，伴君如伴虎，若稍微有一句话说的不对，就可能被杀头。君臣之间关系始终存在着危险，其实也能表现出陈抟并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有顾虑的。可见，剧本中陈抟的既想出世，又担心才华还没施展就被冷落、杀害，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