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由于白居易深刻的认识到靠他一个人的能力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局面，在仕途上的郁郁不得志，加上佛、道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便离开了官场。而后他的思想中消极一面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诗歌的写作风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大量地创作闲适诗。如：他的《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2]

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语言、内容也很简单，但却生动地描写了惹人喜爱的春光，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情趣与深邃的意境。

（二）宋初的政治状况与文人的心态

由于宋朝建立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基础上，前面又有晚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历史教训，所以他为避免出现晚唐的混乱局面，就在建国的第二年用“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一干武将的兵权，开始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手段，采取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重用文臣的政策实行之后，使许多的下层文人有了踏入仕途的机会，然而这些出身下层的文人所接受到的文学熏陶是带着浓厚的世俗味道的，所以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是通俗的、容易被人接受的，白居易的诗歌语言风格恰好是这种通俗易懂的风格，所以说非常容易被这些文人去接受和学习。

在宋朝建国初期，由于刚刚经历过战乱，社会局面还没有稳定，所以当时的统治者急需大量吟诵太平盛世、歌颂圣主的作品来彰显丰功伟业与圣明，以此达到稳定人心的作用。而面对这些作品的读者就是广大的老百姓，所以广大文人在创作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老百姓的接受能力，因此他们只能创作大量的通俗易懂的诗歌来为政治服务。

在北宋初期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诗坛活跃的诗人，大多都是由晚唐时期过渡到宋代的。从晚唐五代以来，在诗坛大肆流行的诗歌的风格都是通俗类的诗歌，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将这一种诗歌风格保留并继续流传发展下来。

二、白体诗人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情况

在宋朝初期，身居高官对诗坛有直接影响的文人们，在创作诗歌的时候，通常是不写社会的现实状况，而只在意身边的一些琐事和闲适生活，或者是创作一些粉饰太平的作品，造成了当时唱和诗的盛行。于是诗人效仿白居易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气。许多诗人喜爱白居易诗歌的通俗浅近、流畅易懂的风格，各自竞相学习。这其中的“白体”诗人就是宋初效仿白居易作诗风格的一批诗人，白体诗即是白体诗人在宋初的馆阁唱和之风盛行时，模仿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相互唱和的近体诗，这些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写在美好的光景中流连闲适的生活，风格风雅浅近。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人，代表作品有李昉与李至的唱和诗集《二李唱和集》、李昉等人的《禁林宴会集》、徐铉等人的《翰林酬唱集》等[3]。唱和诗从中、晚唐时期就十分兴盛，特别是元白的唱和诗在当时的影响就非常大，而李昉、徐铉等白体诗人又大多是由五代过渡入宋朝的，并且皆为朝中高官。他们的思想早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定型，所以他们不仅仅是振兴大宋王朝的文化产业的重要力量，还把晚唐五代时期流行的元白唱和诗的风格也带到了宋朝初期的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