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内外学者对于此类情况的研究

4.政府购买服务中社会组织针对困境的出路

对于社会组织困境的发展路径，苗红培认为需要分作三方面谈，首先是政府方面：需要政府完成治理理念的转变，两种逻辑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在“社会治理”逻辑之下，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公共服务供给，政府不再唱“独角戏”。政府不再对社会组织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社会组织不是政府的“敌人”，而是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帮手。政府对社会组织严格管控的管理制度将逐步退出，代之的则是日益完善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性监管，政府重点在监管环节发挥作用。政府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公平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不以亲疏远近来分配资源，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均衡发展。聚焦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专心扮演好“精明的买家”角色，进行制度供给，择优选择合作伙伴; 社会组织扮演好“优秀的生产者”角色，通过自身的运作实现政府所提供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其次则是社会组织自身方面：我国社会组织特殊的发展路径决定了其相对弱势的位置。社会组织为了迎合政府偏好而主动向政府靠拢，行为方式与组织结构也与政府日益趋同，牺牲组织独立性而换取短期发展所需资源。社会组织长远发展还是要靠自身活力，要靠有效性、自主性与回应性的持续强化。国家提出政社合作，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也要充分地利用政策机会，通过内外兼修来增强能力。最后则是社会环境方面的改变需要：社会组织发展其最终的营养来自于由社会公众公益精神形成的公益土壤，这也是社会组织始终保持其公益性、独立性、专业性的根基。生发于公益土壤的社会组织才能保持其公益性，生发于社会公众的社会组织才能保证其独立性，而具有公益性和独立性的社会组织，其专业性才是有意义的。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有“政府前组织”称号，正如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的分析，他认为美国非营利组织发达与其民众习惯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的“民情”有关。这是美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丰厚土壤。我国社会组织到目前为止走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路径，从长远来看，社会组织仍然要回归其组织本性，走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自下而上发展道路的基础则是社会公众公共精神、公益精神的培养。公共精神不是人的自然秉性，难以通过私人生活培养，而只能建立在公共生活经验和公共理性的基础之上。为此，要强化公共意识教育，拓展公共参与，使社会公众在习得公共观念之后再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公共意识教育内容广泛，凡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的观念和意识都可以纳入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都属于公共意识教育系列。社会公众习得公共意识之后，能够突破私人生活，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公共生活中。他们不再局限于一己私利，而开始关注公共利益; 开始突破传统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相信行动起来参与到政治生活的力量。在此基础上，需要开放更多的公共领域，拓展公共参与的空间。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公民参与各层面的公共事务治理，在参与中提升行动能力。及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社会公众可以积极参与到各个环节当中，作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或者共同生产者，可以实际行动对政府、社会组织形成监督; 作为社会组织的一员，则可以理性的沟通协商实现政社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分地发挥政社协同效应。公共意识教育与公共参与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促进作用的显现需要一个周期，但这是社会组织公益性的根基。

 二、查阅中外文献资料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