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点与存在问题

在农村转移劳动力研究中，对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研究较为常见，学者们通过回顾劳动力的转移现状与发展历程，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特征及劳动力转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与总结。梁永郭[5]从产业、文化水平、转移范围、身份四个角度入手，总结出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处于较低的文化水平、以本省转移为主和亦工亦农兼业比重大的特点；张蕾[14]以杭州市萧山区孙家村村民为研究对象，认为目前农村劳动力存在向发达城市转移，眼界狭窄，男性比女性转移意愿更强等特点。劳动力转移在不同阶段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程名望等[15]指出1949-2004年劳动力转移整体表现出周期性、转移形式多样性、兼业性、短期性、地域性和产业性等特征，他们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进一步将研究时段划分为建国至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至2004年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相当乏力，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均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转移进展良好，就业结构变动和产出结构的变动基本同步，且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快于就业结构的演进。朱敏和黄洪琳[16]重点研究了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两方面的变化，将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细分为五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加速--停滞--扩大--减缓--加速曲折上升的趋势；张向群[12]按照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研究区域划分为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指出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劳动力转移会具备不同的特点，其中欠发达地区的外出劳动力比例高于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首选就地就近从事非农产业，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倾向选择跨区域流动。周丽萍[17]进一步指出，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型转移仍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主体，而回流型转移、创业型转移、培训型转移将不断增加。

在较短的时期内，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转移，因此产生了大量问题，主要涉及社会经济环境、政府管理以及劳动力群体等方面。社会经济环境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5]、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6]、农民工就业环境恶化[18]阻碍了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呈现出“候鸟”型转移模式，即受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农民家庭迁移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19]。政府管理方面，农民制度保障体系的欠缺、政策扶持力度的不足[20]导致高额的房租和子女教育费用给转移的劳动力造成了沉重的重担。劳动力群体自身的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农村劳动力结构和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21]；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较低的劳动力素质[6]，严重地限制了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同时劳动力大规模自发而盲目地涌入城市[12]，给城市管理带来负担的同时也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治安。二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兼业比重较大、转移范围受限[5]的特性既不利于转出地土地的经营流转，更不利于转入地经验和技术的长远发展。

（二）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因素

在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因素研究中，国外有不少较为成熟的经典模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乔根森模式以及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这些模型对推进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进行了阐释。国内研究往往以这些模型为基础，立足于我国国情，对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