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英国学者雷文斯坦（E.G.Ravenstein）最早对人口迁移开展研究；赫伯尔（R.Iterberle）在1938年指出人口迁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为推力，另一部分为拉力；首先将之概括为理论的是博格巴格内（bagne），他认为人口流动取决于生活条件是否能得以改善；1966年美国学者LeeES.[22]提出了系统的推拉理论，他认为推力是消极因素，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而拉力是积极因素，吸引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

我国很多研究人员都从推拉模型入手研究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因素，如王兰[7]提出转移的推力主要包括转移收入差异激励、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三个方面；而拉力主要包括产业政策导向和社会政策导向两个方面，产业政策鼓励引导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以满足劳动密集企业更大的发展规模，而社会政策考量如何缩小既有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景普秋和陈甬军[8]不仅分析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拉力与推力，还在分析框架中添加了转移过程中的摩擦力，他们认为摩擦力包含个体因素和总体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偏向微观，包括转移成本、心理成本等；总体因素偏向宏观，包括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失衡，以及在转移过程中遭遇到的制度性、政策性、观念、地域性等摩擦力。李浩[23]的分析视角则有所不同，他从劳动力自身因素和外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探究，指出外在动力来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内在动力来自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分化。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不少研究人员[16],[24-25]采用数据模型来进一步分析这些驱动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定量影响。

（三）劳动力转移的效应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会对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也是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其效应包括为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社会经济的正向效应，体现为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生产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异、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加速城市化进程等诸多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的助推作用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的一致认同，胡兵[26]指出改革开放后，包含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城乡二元结构转换实现了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17.26%；张广婷[27]认为1997-2008 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 GDP 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了 16.33%和 1.72%，而张勇[28]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城市经济增长、社会繁荣和就业率提高的重要源泉。谭婷婷[13]从劳动力再配置的角度着手，指出随着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对生产要素进行了重新配置，从而提高要素利用率；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流动能实现产出的规模经济，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刘秀梅等[29]和蒲艳萍等[30]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证，指出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能改善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缩小产业间的劳动收入差异，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异，促进经济增长。万晓萌[31]从空间溢出的视角开展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能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影响“相邻”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对于改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武国定等[32]综合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节本效应、聚集效应和提升效应，判断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仅会促进农民收入提高，为农业发展和农民消费提供资金，促进耕地资源合理配置，还会较大幅度地降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成本，创造就业机会，促进 GDP增长，加速城市化进程。

农村转移劳动力对社会经济的负向效应，体现在加重中国及地区经济发展负担、对转出地产生负反馈效应等方面。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动经济增长模式下过速、过量的劳动力转移致使农业发展受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担[2]，如我国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使经济收敛性质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变化[33]。易莹莹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指出劳动力流动对重庆经济增长的效应只存在“弱正效应”，物质资本、本地劳动力和流出劳动力在促进重庆经济的增长的同时，劳动力的流入却对重庆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负面作用[34]。当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流出地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短缺、劳动力流出地的农地荒废，抬升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成本，使农村劳动力投入产出效率下降时，称为劳动力转移的负反馈效应[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