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外城市公园可达性研究

国外关于城市绿地服务水平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有着丰富的理论成果。在早期对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中，Hansen W G（1959）和Boyle R(1983)等人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10]。Mitchell( 1969 )对城市绿地的区位问题进行了探索，并最早研究了城市绿地中心地理论 [11]。Mc Allister (1976)的研究为公共设施服务公平与效率的评价提供了参考标准，证据表明，在选择公共设施时，相对于效率问题而言，人们更加看重公平问题[12]。Erkip F（1997）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土耳其安卡拉的公园数量和人口分布特征，分析了时间和可达性等指标内容 [13]；Talen E(2000)通过分散程度和可达指数等因素对城市开敞空间进行了定量的可达性研究[14]；Pasaogullari N(2004)的开敞空间可达性研究是通过计算居住区和开敞空间的距离来确定的,主要利用了开敞空间易接近程度、分散度等因子，得出开敞空间规划应充分考虑居住区分布情况的结论[15]。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达性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多样化，Miller将地理信息系统引入可达性的研究，不仅提高了可达性研究的准确性，还扩大了可达性模型的范围[16]。Kyushik Oh（2007）等人使用GIS网络分析方法研究韩国首尔市居民对城市公园的步行可达情况，并选择服务区面积比和服务人口比等指标分析了城市五个区域的可达性[17]。此外，随着GIS分析方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Alexis Comber（2008）等人也采用了GIS网络分析法对城市公园进行了分析[18]。

2、国内城市公园可达性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城市绿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效应、景观格局以及城市公园绿地的规划利用等方面，而针对公园绿地可达性、服务公平和服务效率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薄弱。

俞孔坚和段铁武等人（1999）指出了有关空间可达性的距离、时间和成本等因素，并对中山城市公园的可达性进行了分析，深入研究了人口分布对可达性的影响[19]；周廷刚（2004）等人从景观吸引力角度，分析了宁波市的城市公园的可达性[20]；胡志斌（2005）以人口密度、道路和绿地等数据为基础，以沈阳市城市公园为例，利用物理模型建立了可达性评价模型，重点分析了城市公园空间分布与居民的关系[9]；王涛（2007）对太原市绿地服务半径进行了分析，并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居民使用绿地的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建设建议和措施[21]。尹海伟、孔繁华和宗跃光（2008）将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引入到城市公园绿地功能评价中，构建了城市公园绿地社会功能评价框架，并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评估框架进行分析和验证[22]。李文和张林等（2010）以公园入口为“源”，采用缓冲区法分析了哈尔滨市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结合城市人口数据，对公园服务效率的分配进行了讨论，然后对公园服务的状况进行了评估[23]。宋秀华和郎小霞等（2012）采用成本加权距离法,对泰安城区的公园绿地现状和规划进行了可达性分析,并对现状可达性分析进行了实地验证[24]。桑丽杰和舒永钢等（2013）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最小距离法和基于路网的行进成本分析法,对不同尺度的杭州城市休闲绿地空间可达性进行定量测度[25]。陈晨和修春亮（2016）基于交通网络中心性,结合平均可达时间与人口以及规模对沈阳市避灾绿地可达性进行了研究[26]。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公园绿地的研究已经具有较长历史和理论基础，为论文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和技术支撑，但研究过程中大部分采用多因子分析而不是对比分析，对于不同交通方式和同一地点不同时期的可达性对比分析依旧缺失，为了弥补该区域不足，本文将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以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例进行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