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很多学者围绕科学教育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多方研究。针对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很多学者对家庭科学教育也做出了研究，主要在研究家长对待教育政策的态度同家长行为相悖的情况。家长的行为也会引起决策机关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对科学教育的过程进行改观。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学者主要从科学教育、家庭教育和科学教育政策三方面进行了研究。

1、有关科学教育的研究

在早期，西方国家的宗教、哲学和科学彼此之间并无明显界限。而16世纪40年代《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才促使科学教育脱离宗教神学范畴。学者王晓晓指出，纵观西方社会有关于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将之分为这几个阶段：”即萌芽期、发展期、自然科学主导期和成熟期，她并在文中提及“美国科学教育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变革”。[10]王保艳针对美国在上世纪40、50年代的教育改革的研究中也指出，美国科学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紧随科学发展的步伐之后，其改革具有频次高、波及范围广、时效性强的特点。”[11]罗海梅也在《综合科学课程实施现状的调查与研究》一文中提及了“‘二战’以来世界科学课程改革出现了三次浪潮。”首次课改发生于二战结束后，标志者现代科学教育框架的基本完成。课程呈现出结构化、探究化的倾向。二次课改发生于上世纪60到80年代，在这一时间段里，科教课程显得更为系统化，内容也更具深度。而三次课改则发生于新世纪以来，通过对前几次改革的经验的借鉴，从教育与科学的本质层面将两者有机结合，不仅强调科学教育相关课程之间的联系，同时将之融汇在一起，完善了课程设置的系统性。”[12]

而国内的研究晚于国外，关亮亮在《我国中学科学教育的现状、问题和研究对策》中认为科学素养是我国科教事业的核心，也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为了提升科学素养，我国在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课程标准等方面都做了许多的改变。相较于以往，更注重综合科学课程的设置。”[13]梁英豪在《科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科学—技术—社会（STS）》一文中，也阐述STS教育理念的意义有“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能让学生更好、更准确的认识和理解科学和社会；能显著的提升教师能力和素质；能有效推进教学模式、方法的更新。蔡铁权同样针对STS理念进行研究，他指出未来全世界范围内，科学教育都将成为基础课程的重点内容，而STS教育模式则代表了科教课程和教学的改革方向。[15]通过对上述文献观点的梳理，结合新时期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STS代表了目前最先进的科学课程理念，也是我国教改的方向。而未来，技术实践则会成为小学科学教育的主要手段。

2、 关于家庭教育的研究

虽然科学教育的趋势日益向实践靠近，但是在家校互动方面却难以统一。虽然学校已经开始向科学实践转型，但是在家庭方面还很难以实践为中心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有不少的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如王兵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解体及其对现代教育的挑战》一文中，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发展历程做了概述性描述，“基于宗族结构的中国社会，家庭教育在千年以来承担着技艺保存、文化传承的功用。这种教育形式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农业文明和宗法制度所催生而出，也是我国文化得以长盛不衰的关键。而在近现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原因的夹逼下，特别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简单粗暴地把传统家庭教育当成拦路虎，传统家庭教育遭到无情批判和彻底清算，导致传统家庭教育整体框架分崩离析，核心要素流失，最终走向解体。”[16]姜玉海以学龄前儿童为对象展开研究，其结论指出：“在家庭环境中，儿童所受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随机性，即以儿童兴趣为导向，随机获取知识。二是个别性，每个孩子所接受的科学教育内容有所差别。虽然家庭教育感染性较强，但无法有效的凝聚学习氛围，不利于儿童对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学习。[17]杨慧在其研究中也指出：“现阶段家庭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无法真正替代学校教育模式。对家庭教育的关注应持续跟进，但对于这种教育模式的推行，则应缓缓图之[18]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家庭教育随着现实背景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变化。想要家庭科学教育能够同学校的科学教育所契合，还需要长时间的探究，才能够实现家庭教育和学校科学教育向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