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2011年正式提出的一个金融经济指标，相关研究集中于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两方面。

（一）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与经济增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从社会分工理论出发研究了金融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并且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能够通过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然而他没有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解释[1]。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基于1960～1989年8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考察，得出金融的发展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水平与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本积累率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密切相关，并且初始金融的发展与未来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经济运行效率也有极大关系[2]。金融抑制理论的倡导者肖(Shaw，1973)认为金融制度和金融改革是经济增长过程的核心部分；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加快经济的增长，如果政府过多干预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则会造成金融被抑制或者扭曲，从而阻碍甚至破坏经济的发展[3]。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同向关系。盛松成（2014）采用省（市）社会融资规模和经济指标的面板季度数据,探讨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通过格兰杰检验发现，社会融资规模与地区生产总值相互影响，而区域投资和消费也会对社会融资规模产生影响[4]。雷小宁等（2017）对甘肃省平凉市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为实体经济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而融资规模的增长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5]。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张原（2014）[6]、姜阳（2016）[7]等。

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例如，刘玚等（2017）通过构造门槛回归模型并检验相应门槛效应，得出在一定的区间内，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而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值，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会逐渐减弱[8]。郭丽虹等（2014）通过实证分析提出类似观点，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需要保持在一定的合理水平以内，金融的支持才能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而一旦超出该合理水平，社会融资规模的扩大甚至会对经济发展带来阻碍作用[9]。

（二）社会融资规模结构要素与经济增长

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 and Zervos，1993)研究了银行和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总体呈正相关关系[10]。阿莱斯蒂斯等(Arestis，etal.，2001)通过对五个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发现尽管股票和银行市场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相对于股票市场，银行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更明显[11]。佑斯特和阿尔特（Joost and Aerdt，2017）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融资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而以市场为基础的融资特别是股票融资则有助于避免系统性风险；然而当银行资金不足或融资结构改善的情况下，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较低[12]。

社会融资规模的各构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尽相同。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社会融资规模及其构成要素与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牛润盛（2013）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进行研究，结果得出随着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占主体地位的人民币贷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小，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等对其影响则不断扩大[13]。康枫等（2016）通过构造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作为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结果是：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但是占据主体地位的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则更为稳定[14]。周宗安等（2014）实证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长期内，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各组成部分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且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产生的正向影响显著于传统的银行信贷；短期内，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各组成部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弱，只有信贷融资对其有一些推动作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