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更细化更基层地分析研究老年人是如何看待自身的宗教信仰及相关宗教组织，他们是如何在宗教行为中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宗教又是如何在老年事业中发挥作用，如何更好地引导两者相辅相成，实现健康信仰等的研究，仍不占多。

尤其需要考虑我国在这方面特殊的国情。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主流的儒教文化融入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之中。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中国人讲究顺应非人格化的天道，重视传统，更为信奉祖先的先灵。儒教的道德和礼仪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宗教在这方面的作用。而同样扎根中国的本土的道教则倡导无为，以消极的态度处事生活，无法全然满足群众的需求。虽然自从佛教的传入，中国建立起大批的寺庙和吸引了无数的僧侣，但在民间却多止于泛信仰。但传入中国不久，近年来传教势头正旺的基督教却在教徒影响力上更为深远。中国的这种与国际多国不同的特殊国情，也需要更多纳入研究。

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能促进政府、社会及各个群体对老年宗教信仰者精神生活的关注和帮助，有利于解决老年问题，建设更和谐的社会。

本文将会在中国特殊宗教国情的大背景下，更多地重点放于宗教与老年人的接触上，由小引大，帮助更好地引导老年人健康信仰，构建更健康的精神生活，也为宗教如何做出更多社会价值讨论提供可行性，进一步为解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问题，促进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1.3 文献综述

1.3.1 宗教方面的综述

1.3.2 精神需求方面的综述

1.4 相关概念界定

1.4.1 宗教信仰

1.4.2 精神生活

1.4.3 综述

1.5 相关理论：理性二分法

在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两种不同思维取向的社会行为，即“价值合理性行为”和“目的合理性行为”。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而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韦伯，1997，第56页）。

可想而知，价值理性取向的行为是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念，不带利益性的目的，注重行为过程中的精神价值而非结果收获，也就是说价值理性取向的行为更追求实现个体的内部目的需求。而工具理性取向的行为则是抱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性，追求手段的效率和结果收益的最大化，忽视精神价值，更为追求实现个体的外部目的需求。

而马克斯·韦伯划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直接原因，是便于其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并作出因果解释。

韦伯认为，与人类社会行动和社会组织的理性化过程一样，宗教的发展过程从总体趋势上来说，也是一个不断理性化( 工具理性化) 的过程，即以理性化的宗教来取代非理性的宗教的过程。非理性的宗教，也就是传统的运用巫术、冥想等手段，以神秘色彩影响信徒情绪，吸引信奉。而理性化的宗教也就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加深宗教和世俗之间的联系，使得宗教伦理能运行在世俗中并对信徒产生影响。宗教发展也是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在精神文化领域“殖民”的结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