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收益率现状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研究教育收益率。为了操作简便，大部分文献采用美国经济学家J.Minc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人力资本收入函数对个人教育收益率进行估计。但明瑟方程仅仅反映平均边际教育收益率，无法体现如城乡、性别等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对标准的明瑟工资方程进行OLS估计存在能力偏差、测量误差、异质性和样本选择等问题（Card，1999）[ ]。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对明瑟方程进行拓展，如加入性别、单位性质、行业、地区等虚拟变量、中介变量等以研究不同群体间教育收益率的差异。

(二) 教育收益率长期趋势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城镇贫困研究课题组开展的两次住户抽样调查结果，李实、丁赛（2003）对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趋势进行估计[ ]。他们指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2.43%，1995年的4.81%，升至1999年的8.1%。同样进行教育收益率长期趋势分析的Zhang, Zhao,（2005）[ ]则使用1988-2001年全国六省城市住户调查数据（Urban Household Survey），指出城镇职工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88年的4.0%，1995年的6.7%，1998年的8.1%，升至2001年的10.2%。

大多数研究指出我国从1990年至2000年，城镇教育收益率呈现上升趋势。但丁小浩等（2012）[ ]使用2002-2009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个人教育收益率及其长期变动时发现：近年来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没有延续之前的上升势态，而是逐渐趋于平缓。在剔除了行业、单位性质、地区等因素的影响后，甚至出现轻微的下降趋势。邓峰等（2013）[ ]的研究结果恰好符合上述研究的整合，他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1989-2009年间8个年份的城乡居民收入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简易明瑟收益率在全国范围呈现以下状态：1989-1993年间呈缓慢上升趋势，1993-2004年间呈快速上升，2004-2006年间处于平稳状态，而2006-2009年间出现下降趋势。

(三) 教育收益率群体间差异

上述研究的教育收益率反映总体的平均值，而事实上，群体间的教育收益率存在差异。影响教育收益率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两类：与个体教育和劳动市场相关的个人特征，如家庭背景、能力、性别、户籍等，这些因素既影响个体受教育程度，也影响个体能否在劳动力市场获得高收入；只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社会特征，如单位性质、所有制、行业、地区等，这些因素只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收入水平。

在关于社会特征的研究中，王海港、李实（2007）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2002年的调查数据得到的OLS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存在较大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省内各城市间[ ]。在对城乡差异的研究中，梁润（2011）利用CHNS1989-2009的调查数据，发现历年来城镇教育收益率总是高于农村，并且这种差距在2000年以后愈加扩大[ ]。

国内对于劳动者个人特征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别（刘泽云，2008；姚先国、黄志玲，2009）[ ]和户籍（黄建等，2016）[ ]。但对于家庭背景与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较少，那么教育收益率是否在家庭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市场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年限简单衡量并和个人生产率一起决定劳动者的收入。这意味着教育收益率不存在家庭背景差异。但家庭背景反映裙带关系和社会阶层状况（Shltz，1988），家庭背景如权力，作用于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者教育收益率存在差异。

若教育收益率存在家庭背景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具体如何？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低家庭背景约束个体获得最优教育，这种人群的教育收益率应远高于高家庭背景人群的教育收益率（Becker and Tomes，1986）。但部分经济学家以成本-收益法分析个体决策行为，具体到教育决策为：个人只有在增加受教育年限能够提高预期收入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增加教育投入（Becker，1964；Card，1995，2001）。也就是说，增加教育投入带来的收益高于为此付出的成本下，个人才有获得高教育的激励。由此可见，越可能获得高教育的人群从教育中获得的收益越大（Carneiro，Hansen，Heckman，2003）。但社会学家认为教育决策不仅是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还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对于高家庭背景的群体，选择更高的教育可能是出于文化成就和社会地位诉求，而家庭背景较低的群体则是出于预期经济收益考虑。在两种不同的决策机制下，越不可能获得高教育的人群从教育中获得的收益越大。家庭背景差异影响个体受教育选择，最终影响教育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