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个体受教育选择与家庭背景的关系，国外的学者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经济研究支持正向选择假说，即家庭背景越好的个体，教育收益率越高，更有可能选择接受高教育。而社科研究支持负向选择，即来自低家庭背景的个体教育收益率越高，更可能选择高教育。实证研究中，孙志军（2014）[ ]利用200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中生成的16-35岁双胞胎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能力越高、家庭背景越好的个体，获得更多受教育机会的可能性越高，其教育收益率越高，符合正向选择假说。而Ashenfeilter and Rouse（1998）[ ]对1991、1992、1993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双胞胎节上收集到的同卵双胞胎数据进行研究，其中对教育收益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能力和家庭背景越好的个体，其教育收益率越低，则符合负向选择假说。Brand and Xie（2010）利用美国NLSY和WLS的数据，采用倾向评分的创新多层线性模型探讨这两种假说[ ]。对于两组截面数据，男性和女性，被调查者的每个阶段，研究结果同样支持负向选择，即越不可能获得高教育的群体从教育中获得的收益越大。

(四) 关于家庭背景的若干问题

就教育收益率的家庭背景差异上存在诸多争议，且国内外的研究结果表现出不一致。这可能是由教育与能力存在相关性以及教育与家庭变量的相关性引起的偏差。Harmon and Walker（1995）就曾指出，在最优投资模型中教育和教育收益率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不可观测的能力偏差，并且这种能力偏差与教育、收入均存在相关性，这将导致OLS估计值有向上的偏误。此外，Ashenfelter和Krueger（1994）则认为测量误差会使得OLS估计值存在向下的偏误。对于家庭背景的衡量问题上也存在不同做法。家庭背景差异包括家庭间的差异和家庭内的差异。前者体现在：家庭环境差异导致诸如学前教育质量的差异；学校差异；社会差异。后者则表现在代际间能力传递的差异，如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健康状况。在对教育收益率的家庭背景研究中，对家庭背景的衡量尤为关键，已有文献通常采用综合指标或单个指标进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