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杭州自古就是中国一个火灾易发的地区。如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三月,该城一场大火,烧毁宫室、军营、民宅等五万八千余家,受灾十八万六千余人,城
而杭州自古就是中国一个火灾易发的地区。如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三月,该城一场大火,烧毁宫室、军营、民宅等五万八千余家,受灾十八万六千余人,城内外亘十余里,"城中庐舍九毁七,百官傲舟以居"。元代至正二年(1342年)四月一日,杭州又发生一起大火受灾数万户,"烧宫扉民居几尽"。
此外,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一一火药在宋代出现后,逐步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生产和贮存过程中也引起了大量的起火、爆炸事故。这是明清时期火灾情况的一个新特点。例如,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北京城内王恭厂(即兵工厂)火药爆炸,"烟炎障空,白昼晦冥达四、五里",损坏房屋万余间,死者数千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六月二日,北京安民厂〈即兵工厂〉亦发生火药爆炸事故,震坏城垣、解舍,"伤万余人,武库儿空"。在明清两代的皇宫北京紫禁城(今故宫) ,火灾情况也相当严重。据称,从明朝永乐初年兴建至清朝覆亡的四百多年间,紫禁城内发生过五十余次重大火灾,平均不到十年就发生一起大火,著名的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殿)及天安门城楼等均曾被烧毁而重建。
1.2杭州典型火灾
杭州自古就是火灾发生的重灾区。
宋、元时期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兴起和繁荣,是火灾发生较为集中的两个阶段,以南宋时期,杭州“城中大火”最为著名,杭州的火灾发生原因以及防火的方法值得我们去探究与学习。
在当年的临安城,由于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是相当突出的。根据《西湖游览志余》及《宋史》等史料记载,临安大火数量发生得相当之多,光是《宋史》等载的大火就达44次,南宋期间杭州发生过二十一次大火,其中五次使"城市为之一空",有些更是火烧连营,延烧上千家,比如“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都城多次发生火灾,烧毁民屋千余家。四月,临安府失火,顷刻烧毁民居千余家。五月,临安大火,被毁者达一万三千多家。十二月甲午朔,临安大火成灾,烧毁民房数万家,人有死者。”此段内容的大意为:在1136年二月,在城中发生了多次火灾,烧毁了数以千计的居民住宅;同年四月,临安府失火,又烧毁了大量的民居;在五月,临安大火,共一万三千多家房屋被烧毁;十二月,临安大火再次成灾,烧毁民房数万家,哀声载道,尸横遍野。
居民的用火习惯是造成用火不慎火灾的主因,南宋临安的市民,烧饭用的是易燃的柴薪不说,晚上还喜欢用油灯、蜡烛、灯笼甚至火把。史学家对此的评价很负面:夜饮无禁,童婢酣倦、烛烬乱抛、妇女娇惰、篝笼失检。举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六月三十日夜,和剂局的一位门官周必大与同僚在家中举酒相庆,共度良宵,隔壁的王氏也喝多了,上厕所的时候,奴婢把灯火插在墙壁上,结果,把周大人的房子给烧了。
1.3中国古代建筑材料、人口密度与火灾的联系
中国古代发生大火的原因主要有4大类:战争、防火、雷击和用火不慎。不论是发生最为普遍的 “用火不慎”类型火灾,抑或是其他原因的火灾,都与建筑的材料和居住区域的人口密度有着明显的关系。从房屋建筑材料来分析,广州的旧风俗,都喜欢用竹茅来制造房屋,这种热薄型材料就会发生多次有火灾发生。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至741年〉初期,宋珠任广州都督,就提出了教居民烧瓦,改造房屋的建筑材料以改变这种情况。
元和初年杨於陵担任岭南节度使期间,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教授居民陶瓦,拆除叶蒲制造的房屋,用以从根本上隔绝火灾隐患。开元以后一百多年之间,广州经宋最、杜佑、杨淤院等几位地方宫的宣传和治理,许多百姓逐渐以瓦房代替竹屋茅舍,从而减少了火灾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