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关于反训的研究更多，所以清朝关于反训的成就之多非前朝所能比较。此时关于反训的存在，出现了分庭抗礼的两个方向，一个是主张反训是合理的，代表人物及观点有王念孙的“一字两训而反复旁通 ”；钱大昕的“窒本塞反训为空”以及陈玉树“相反为训”。而反对反训存在的观点也广为接受，如：贾昌朝的“理乱之义，善恶相反，而以理训乱 ”和朱骏声的“……仇借为述,非本字有两谊相反也。 ”学者们在研究中都有注意到反训的现象，但遗憾的事却没有把反训系统的整理起来，给后世研究造成一些困难。

而“反训”作为一个概念被确定，则要归功于清代学者刘淇，他在所著《助字辩略》中，把“反训”作为一种主要的训诂手段加以肯定和运用，在文章中写道：“其训释之立反六：曰正训，曰反训，曰通训，曰借训，曰互训，曰转训。正训如‘仁者人也’是也；反训如‘故’训‘今’是也…… ”

但近代以来，反训现象又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章太炎、黄侃、黎锦熙等都曾涉足于此，董璠、许世荣更是对反训做出系统的整理与总结，董璠1937年在《燕京日报》（第22期）上发表了《反训篡例》一文，提出“一字兼有正反两义 ”首次把字和“反训”结合起来，并把反训分为十类。对于反训的研究，材料最丰富的要数董璠先生的弟子许世荣先生在《古汉语反训集释》中对反训的研究。在本书中，许世荣先生将反训分为“内含、读破、互换、引申、适应、省语、隐语、混同、否定、殊方、异俗、假借,讹误 ”等十三类，而这结论是作者在对五百多条语料探究后得出的，如“乱”在《说文解字注》中的释义为“不治也。……各本作治也。……亂本訓不治。不治則欲其治。故其字从乙。乙以治之。謂詘者之也……乃訓亂爲治。 ”而“乖”字的和顺义，许世荣先生则认为是同音假借，与本义背戾没有关系。 （P16.17）

当代学者也对反训进行了探究，如蒋绍愚、郭锡良、王宁等，都曾发表关于反训的文章，但其研究重心都放在了否定或肯定反训的存在上，否定的观点以郭沫若为代表，认为一个词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反的两个意思，且反训词在不同语境中并不会造成歧义，而齐佩瑢等人则认为反训这种说法就不应该存在。但肯定反训存在的学者也很多，如蒋绍愚等人认为反训是一种词汇现象，林仲湘等人则认为反训应是一个训诂学术语，是在古汉语中用来训释词义的方式，王宁等人虽然认为反训这个术语不应该存在，但认可这种现象，并主张用反义同辞来代替反训这个说法。

随着学界对反训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认可了这个概念，现在学界共同认可的是反训是一个词具有正反两个义项，且反训广泛的存在在共时语言系统中，并不是只存在汉语中的，在其他语言中，反训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如：英语中的westly一词既可作“向西方的”解,如take a westly course,又可作“从西面来的”解,如a westly wind。 而且普遍认为反训对于词义的演变也有很大的作用

2.2 反训与词义引申关系研究的历史

反训已经有了如此久远的研究历史，但是由于各时代各领域学者关注重点不同，研究方向不同，所以一直以来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故而关于反训的成因，一直以来也没有得出一个普遍的观点。但是一直以来学者对反训成因的研究并不少。郭璞在为《尔雅》做祝时就曾有过看法，说“肆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和““以祖为存,犹以乱为治、以囊为彝、以故为今,此皆话训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 ”这话证明了他对反训的成因为意义的间通和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