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临终关怀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有众多的法律法规支持，1988年—2014年，国家出台的临终关怀服务政策共17项[2]。2011年，《护理院基本标准（2011版）》中表明护理院是为患者提供长期医疗护理、临终关怀等服务的医疗机构，规定其必须设置临终关怀科，且临终关怀科应增设家属陪伴室[6]。“十三五”期间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已将“临终关怀”替换成了“安宁护理”[7]。《规划》的发展目标、任务以及项目建设中等也多次提到要逐步健全老年护理服务体系，进一步促进医养结合、安宁疗护以及护理服务业发展。2017年6月12日原卫生计生委下发了最新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第十部分护理院、站的设置基本标准中要求护理服务机构要对临终患者、绝症晚期患者展开临终护理[8]。我国临终关怀相关政策的制定推进了进临终关怀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为临终关怀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调动了社会创办临终关怀机构的积极性，使得临终关怀机构规模逐渐扩大，机构数、人员数和病床数等供给能力也逐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大众对临终关怀这一项服务的需求，缓解了国内临终关怀服务的供需矛盾。

通过国内外研究发现，国外健康服务相关人员对临终关怀的知识掌握程度较好，并就其掌握的知识能较好的照顾临终患者，但健康服务相关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还需进一步改善。调查显示，他们很难向患者及家属告知其即将死亡。1999年美国医生Pantilat S Z[9]对231名医生临终关怀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评估报告显示：48.3%的医生认为接受的培训能够很好地照顾临终病人；74.5%的医生认为向患者及其家属告知其死亡是困难的。BRICKNER等[10]在2004年对125名医生关于临终病人照护障碍的调查结果中：37%的医生认为临终关怀服务最大的障碍是向患者及家属告知6个月之内的死亡；结果表明大部分医生缺乏向终末期病人指导临终关怀相关服务的知识。许多调查研究显示某些群体或者个人特点也会影响对临终关怀的态度。WENGER等[11]在2004年对443名犹太人医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医生的宗教信仰会影响到医生对终末期病人的态度和行为。黄松梅[12]等对肿瘤患者实施临终关怀服务进行对照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不管在情绪功能上，还是在认知以及躯体功能上的生活质量都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表明临终关怀这项新型的医疗服务对于临终病人能够有效的提升他们终末期的生活质量。杨晶[13]等人对北京市2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老年病房临床护士临终关怀的认知调查以及郭辉[14]等对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肿瘤治疗为主的血液内科、肿瘤内科和介入科从事临床工作的全部医生、 护士和技术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务人员对临终关怀的认知有限，对于临终关怀知识完全了解的仅仅约为10%。众多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从事临终关怀事业的健康服务人员对临终关怀的认知程度不佳，有待进一步加强继续教育，同时需要对对从事健康服务业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高临终关怀认知水平。

据杭州市民政局近日公布的《杭州市2017年老龄事业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杭州市按户籍人口统计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7.18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2.16%，比上年增加8.05万人，增长5.06%[15]。杭州市老龄人口增长极速，为了在杭州市更好地普及、宣传和开展临终关怀服务，本文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自行设计健康服务相关人员临终关怀服务与认知调查问卷，对杭州市综合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养老机构等健康服务机构的健康服务相关人员对临终关怀的认知及态度情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态度的主要因素以及临终关怀这一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普及、宣传和开展临终关怀服务提供实践依据。